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选家时，这事批评家也得，因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溉佳，——佳的苗。

这也算一篇作品罢，但还是挤来的，并非围炉煮茗时中的闲话，临了，便回上去填作题目，纪实也。

书贾也像别的商人一样，惟利是图；他的版或发议论的“动机”谁也知他“不纯洁”决不至于和大学教授的来等量齐观的。但他们除惟利是图之外，别的倒未必有什么用意，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来没有受过更奇特而毒的暗箭的福人，那当然即此一也要到痛苦。

譬如如果是佳，则他的原不过是黄的细碎的野，俗名“满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批评家，界便极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有一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又不明明白白地举姓名和实证来，但用了沙影的气，使那人不知说着自己，却又另用宣传以补笔墨所不及，使别人可以疑心到那人上去。这不但对于文字，就是女人们的名誉，我今年也看见有用了这畜生的方法来毁坏的。古人常说“鬼蜮技俩”其实世间何尝真有鬼蜮，那所指的，不过是这类东西罢了。这类东西当然不在话下，就是只侍卫的，也不评选一言半语，因为这工作，的人自以为不偏而其实是偏的也可以，自以为公平而其实不公平也可以，但总不可“别有用心”于其间的。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语丝》周刊第五十六期。

所以上海的小书贾化作蚊，我的一血，自然是给我质上的损害无疑，而我却还没有什么大怨气，因为我知他们是蚊，大家也都知他们是蚊。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言”即如今年，就有什么“鼓动学”呀“谋校长”呀“打落门牙”（17）呀这些话。有一回，竟连现在为我的著作权受损失抱不平的西滢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闲话》上发表来；

十一月二十二日。

（18）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个女学生，与其被若卑劣险的文人学士们暗地里散布些关于品行的谣言，倒不如被土匪抢去一条红围巾——质。但这“言”造的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姓甚，名谁？我总是查不；后来，因为没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仅为便于述说起见，就总称之曰畜生。

平心想起来，所谓“选家”这一人，虽然因为容易联想到明季的制艺的选家（19）的缘故，似乎使人厌闻，但现在倒是应该有几个。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他自生自灭。去年，我曾向DF（20）先生提议过，以为该有人搜罗了各的各定期刊行，仔细评量，选印几本小说集，来绍介于世间；至于已有专集者，则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门之外”但这话也不过终于是空话，当时既无定局，后来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这事业，因为我是偏心的。评是非时我总觉得我的熟人对，读作品是异己者的手腕大概不明。在我的心里似乎是没有所谓“公平”在别人里我也没有看见过，然而还疑心什么地方也许有，因此就不敢那两样东西了：法官，批评家。

虽然分了类，但不幸这些畜生就杂在人们里，而一样是人，实际上仍然无从辨别。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听人们的说话；又因为无话可说，自己也就不大愿意文章。有时候，甚至于连真的义形于的公话也会觉得古怪，珍奇，于是乎而下等脾气的“不识抬举”遂告成功，或者会终于不可救药。

（2）关于版权和创作动机问题，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里说：“有一最取巧的窃盗他家的版权。…鲁迅，郁达夫，叶绍钧，落华生诸先生都各人有自己版的创作集，现在有人用什么小说选的名义，把那里的小说分或全摽窃了去，自然他们自己书籍的销路大受影响了。”又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的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不纯洁的动机？…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

大报”（16）作者，于谋成事遂，睡足饭饱之余，三月炼字，半年锻句，将来会超轶群的古奥漂亮作品。总之，在我，是肚一饱，应酬一少，便要心平气和，关起门来，什么也不写了；即使还写，也许不过是温暾之谈，两可之论，也即所谓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等于不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