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我疑心她有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大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而自尊的文学青年明。

她的质是弱的，也并不丽。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之

三

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印本。除买纸之外，大分的稿和杂务都是归他，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睛，抗议“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朝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先碰了一个大钉，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１0）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拚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无论从旧德，从新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国的新闻记者所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他躲在寓里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拾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只要学起来！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气就知，而且颇有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９），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