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暴民”之为“正人君”所恶痛绝，也实在有理由，即如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妇的藏书，其加于中国的损失，就在毁坏了三十多个国立及私立大学的图书馆之上。和这一比较，刘百昭司长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17）要算小事件了，但我们所引为遗憾的是偏是章士钊刘百昭有这么多的储藏，而这些储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时候曾有一个老于世故的长辈告诫过我：你不要和没息的担或摊为难，他会自己摔了，却诬赖你，说不清，也赔不完。这话于我似乎到现在还有影响，我新年去逛火神庙（18）的庙会时，总不敢挤近玉摊去，即使它不过摆着寥寥的几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将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两件，就要变成宝贝，一辈赔不完，那罪孽之重，会在毁坏一坐博馆之上。而且推而广之，连闹场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运动时，虽有“打落门牙”（19）的“言”其实却躺在家里，托福无恙。但那两屋“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以及其他从“孤桐先生”府上陆续散的壮观，却也因此“臂失之”（20）了。这实在也就是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无法两全的。

总之，在近几年中，是未必能有较好的“学问的工”的，学者要用功，只好是自己买书读，但又没有钱。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

“就以‘四书’（25）来说”罢“不研究汉宋明清许多儒家的注疏理论，‘四书’的真正意义是不易领会的。短短的一‘四书’，如果细细的研究起来，就得用得了几百几千参考书”

（24）学者们另外还有什么法呢，自然“也难怪他们除了说说‘闲话’便没有什么可”虽然北京三十多个大学还不及他们“私人的书多”为什么呢？要知学问不是容易事“也许一个小小的题目得参考百十书”连“孤桐先生”的藏书也未必够用。陈源教授就举着一个例：

（16）现在呢，想来一定是更多的了。这真教我欣羡佩服。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学费之外，简直没有赢余，混了几年，所有的书连一也遮不满，而且还是杂书，并非专而又专，如“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之类。

现在是收藏洋书之富，私人要数庄士敦先生，公团要推“政治学会图书馆”了，只可惜一个是外国人，一个是靠着国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来的（21）。“北京国立图书馆”将要扩张，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事，但听说所依靠的还是国退还的赔款（22），常年经费又不过三万元，每月二千余。要用国的赔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馆长就必须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学者。据说，这自然只有梁启超（23）先生了，但可惜西学不大贯，所以上一个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副馆长，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两位的薪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能够多买书籍。这也就是所谓“有利必有弊”罢，想到这里，我们就更不能不痛切地到“孤桐先生”独力购置的几房好书惨遭散失之可惜了。

但是很可惜，据说当民众“再毁”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时“好像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想那时一定是拉了几十车，向各走散，可惜我没有去看，否则倒也是一个壮观。

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虽然外国讲究畜牧，或者里面的寄生虫可以少些，但燉烂了，即使多也就没有关系。所以，我看见回国的学者，两年穿洋服，后来穿袍，昂而走的，总疑心他是在外国亲手过几年的人，而且即使有了什么事，连“佛脚”也未必肯抱的。现在知并不然，至少是“留学欧归国的人”并不然。但可惜中国的图书馆里的书太少了，据说北京“三十多个大学，不论国立私立，还不及我们私人的书多”云。这“我们”里面，据说第一要数“溥仪先生的教师庄士敦（14）先生”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钊（15），因为在德国柏林时候，陈源教授就亲看见他两间屋里“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