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碰钉。现在革命的势力已经

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觉灵，早到早说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譬如我们学兵式，行举枪礼，照规矩令是“举…枪”这般叫，一定要等“枪”字令下，才可以举起。有些人却是一听到“举”字便举起来，叫令的要罚他，说他错。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下大祸；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在座诸位的见解，我虽然不知；据我推测，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文艺家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大家都赞成他，恭维他是先知先觉。虽是他活的时候，怎样受过社会的奚落。刚才我来讲演，大家一阵拍手，这拍手就见得我并不怎样伟大；那拍手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向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上面我讲过，文学家是觉灵了一，许多观念，文学家早到了，社会还没有到。譬如今天××先生穿了袍，我还只穿棉袍；××先生对于天寒的觉比我灵。再过一月，也许我也到非穿袍不可，在天气上的觉，相差到一个月，在思想上的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这个话，我这么讲，也有许多文学家在反对。我在广东，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９）——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文学的，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革命文学的——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文学。我们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当。古人虽有田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田；雇了几个人替他田，他才能他的诗；真要田，就没有功夫诗。革命时候也是一样；正在革命，那有功夫诗？我有几个学生，在打陈炯明（１0）时候，他们都在战场；我读了他们的来信，只见他们的字与词一封一封生疏下去。俄国革命以后，拿了面包票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这时，国家既不你什么文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这时，也许有觉灵的文学家，又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来开。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割掉他的，前面我讲过，那是好的法*，——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蠖既绱恕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这因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觉到；一到自己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么夸耀战场上的威雄。一是变成反对战争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尔斯泰便是后一，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他这么主张，政府自然讨厌他；反对战争，和俄皇的侵掠望冲突；主张无抵抗主义，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执法，审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没有人捧，还成什么皇帝，更和政治相冲突。这文学家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己觉到，都不安起来，自然非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