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他的桌上有三封信，一个纸包。把信看完，打开了纸包，一本红皮的书——汝殷著。他笑了。他很可怜汝殷。作家多少都有些可怜——闯过了编辑部的难关，而后还得挨批评者的雷。但是批评者不能，绝对不能，因为怜悯而丢掉自家的地位。故意的不公平是难堪的事，他晓得；可是真诚的公平是更难堪的：风气，不带刺儿的不算批评文字！青燕是个连苍蝇都不肯伤害的人。但是他拿批评为业，当刽子手的多半是为吃饭呀。他都明白，可是他得装糊涂。他晓得哪个刊物不喜欢哪个作家，他批评的时候把眼盯住这一点，这使他立得更稳固一些。也可以说，他是个没有理想的人；但是把情形都明白了，他是可以被原谅的。说真的，他并不是有心和汝殷作对。他不愿和任何人作对，但批评是批评。设若他找到了比“意识不正确”更新颖的词句，他早就不用它了；他并不跟这几个字有什么好感。不过，既得不到更新鲜而有力的，那也只好将就的用着这个，有什么法儿呢。

他很想见一见汝殷，谈一谈心，也许变成好友呢。是的，即使不去见他，也应当写封信去劝劝——乘早把这本小红皮书收回去，有危险。设若真打算干一下的话，吸着烟琢磨“之乎者也”是最没用的，那该另打主意。创作与批评，无论如何也到底逃不出去之乎者也。彼此捧场与彼此敌视都只是费些墨水与纸张，谁也不会给历史造出一两页新的来。文学史和批评史还是自家捧自家；没有它们，图书馆不见得就显出怎么空寂。

青燕鼻子朝上哼了一声。把书卷起来，拿在手中，离开了编辑部。

走到东四牌楼南边，他要出恭。把书放在土台上，好便于搂起棉袍。他正堵住厕所的门立着，外面又来了个人。他急于让位，撩着衣服，闭着气，就往外走。

走出老远，他才想起那本书。但是不愿再回去找寻。没有书，他也能批评，好在他记住了书名与作家。

二头已经被监了两天。他莫名其妙，那本书里到底有什么呢？只记得，红皮，薄薄的；他不认识字。他恨那本小书，更关心爸爸的病，这本狼书要把爸爸的命送了！他们审他；“在茅厕里捡的，”他还是这一句。他连书是人写的，都想象不到；干什么不好，单写书？他捡了它；冬天没事还去捡粪呢；书怎么不该捡呢？

“谁给你的？”他们接二连三的问。

二头活了二十年了，就没人给过他一本书；书和二头有什么关系呢？他不能造个谣言，说：张家的二狗，或李家的黑子给他的。他不肯那样脏心眼，诬赖好人。至于名字象个名字的，只有村里的会头孟占元。只有这个名字，似乎和“黄天霸”“赵子龙”有点相似，都象书上的。可是他不能把会头扳扯上。没有会头，到四月初往妙峰山进香的时候，谁能保村里的“五虎棍”不叫大槐树的给压下去呢？！但是一想起爸爸的病，他就不能再想这些个了。他恨不能立刻化股青烟，由门缝逃出去！那本书！那本书！是不是“拍花子”的迷魂药方子呢？

又过了一天！他想，爸爸一定是死了！药没抓来，儿子也不见了，这一急也把老头子急死过去！爸爸一定是死了，二头抱着脑袋落泪，慢慢的不由自己的哭出声来。

哭了一阵，他决定告诉巡警们：书是孟占元给他的，只有这三个字听着有书气：“二狗”“黑子”就连“七十儿”都不象拿书给人的材料。

继而一想，不能这么办，屈心！那本书“是”捡来的。况且，既在城里捡的，怎能又是孟占元送给他的呢？不对碴儿！又没了办法，又想起父亲一定是死了。家里都穿上了孝衣，只是没有二头！真叫人急死！

到了晚，又来了个人——年轻轻的，衣服很整齐，可是上着脚镣。二头的好奇心使他暂时忘了着急。再说，看着这个文诌诌的人，上着脚镣，还似乎不大着急，自己心中不由的也舒展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