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忍不住要打个比方，前东德的人在统一后的境与我相似：他们是说德语的德国人，但尽如此却不是西德人。在所有其他方面，比如履历和社会学意义上他们也是外国人，来自东德的人在生活习惯上与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罗尼亚人有更多的相似之，而不是与西德人。东欧的政治制之相似导致了那里街景和室内的雷同。这制有时无意地通过同样的灾难的经济政策，有时故意地通过相同结构的镇压机，创造和遗留下了有着类似创伤和伤痕的人与事。

“挽起袖来”统一后曾这么号召过，然后是“低谷”先是“还没有达到”后来是“达到了”却看不到“上坡”的迹象，德国不再是“繁荣的国家”现在“船上人满为患”总理在庆祝其当政十周年时还依旧说：“每个人都是锻造自己幸福的铁匠。”所有这些比喻听了都让人起疙瘩。

如果人们试着从新纳粹的角度继续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为了避免这类错误的发生，外国人门时应该到让人一目了然自己是外国人，比如在衣服上个标志什么的。

同理，缺少革命时期的“血”也不能成为追杀人的理由。谁骑在这匹历史哲学的上，这匹对他而言就会变成一褐的骡。死者的鲜血从未能让活着的人变得更理智些，这一罗尼亚的情况就是佐证。推翻齐奥斯库的时候有死难者：既有鲜为人知的堆满死者的万人坑，也有躺在大街上的中弹牺牲者。此后呢？

一个星期前有个德国人被光党打了。“他看上去像个外国人。”罪犯说。也就是说看走了。放火烧难民营那是不会失手的，然而在大街上即使族意识很的内行也有看走的时候。

德国总理可以再说一千遍：“我们是对外国人友好的国家。”今天没人再信这句话了，这句话麻木不仁、对事实视而不见，而且是一挑衅。

一年以后，罗尼亚人在教堂钟声下来到村边吉卜赛人居住的地方，把他们住的房燃了，一烧就是一大片。

为什么那些从政的人——对他们来说公开演讲就像决断一样是他们职业的组成分——总是关起门来阅读？为什么这些人不多读儿书，从而掌握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的基本火候呢？为什么他们今天在反新纳粹的讲话中所使用的语言从学意义上讲与法西斯惯用的形象语言几乎毫无二致呢？所有他们使用的形象比喻都与纳粹惯用语如一辙，丑陋不堪：

要是哪儿有外国人被烧，一个政治家最先说的词总是“耻辱”而不是“刑事犯罪”“耻辱”不过是往国外偷看一下这类事是不是会带来对外政策方面的损害。追杀人不是“耻辱”而是犯罪。

的赞同，这些人从外表看不是光党，都是规规矩矩的公民，发也没有剃光，而是不显山不，默默地影响着个人观和公众舆论的形成，让追杀行为能够得到社会的默许。至少两年以来新纳粹的拳就左右着公众舆论，遇到记者他们不逃跑，而是在摄影机前摆各姿势，他们甚至夜夜在同一地闹事。他们不必行伪装或是地下，他们在我们前把有组织的刑事犯罪当合法的事来行，因为他们觉受到了社区的委托。那些老年人因力不支而无法办到的事情，他们替他们去。他们受到赞赏并成了英雄。

政治家们竭力声称到“震惊”但他们想不——哪怕是急中生智——一句由衷和中听的话。从他们嘴中说的话中没有丝毫自己的观，尽是些陈词滥调。他们说这些是为了逃避事实，这些话听起来冷冰冰的。如果政治家们开说话，那么语言——德语本都会起疙瘩。政治家形象地使用语言时那些隐喻本都带着疙瘩。欧盟（或民主，或国家）必须“固设防，成为波涛翻的海面上的一只稳定的锚”（外长金克尔）一切都是可以替换的，说了等于没说。

少数被告上法的罪犯说他们“无聊”这个词在刑事诉讼中站不住脚。排外是不能用缺少迪厅、青年活动项目和失业来解释的。因为无论人们怎样理解无聊的内涵，它都不能成为追杀人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