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儿子的殴打，但是没过几天，他照旧溜回去，照旧大喊，照旧挨揍…不管被揍得多么重，许瑞龙却从来没有听过只大他两岁的李三多的哭声。也就是从那时起，许瑞龙经常被妈妈灌输:“你别跟姓李的那小子一起玩儿。他们家是特务，咱们家是警察;他爸爸是坏人，你爸爸是好人;他是坏孩子，你是好孩子，所以…”

所以，黑和白，善与恶，好和坏，邪与正，注定是泾渭分明，你死我活。从童年时代开始，许瑞龙就和李三多划清了界限。尽管都住在一个胡同，抬头不见低头见，但许瑞龙很少搭理他，甚至当李三多挂着油滑的笑容主动向他点头哈腰打招呼时，他也昂首挺胸一走而过，视若不见。“李三多，你给我老实点！”这句话，每次赶上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许瑞龙都要严厉地警告李三多。随着时光流逝，训斥者的脖子系上了红领巾，慢慢地衣服的胸口又挂上了团徽，后来成为一名光荣的公安干警;而被训斥者从面黄肌瘦的孩子，变成了尖嘴猴腮的成人，靠收破烂养活自己和一大家子。起初，身穿雪白警服的许瑞龙，根本没有把这个小混混放在眼里，但是，当他有一次下夜班经过文化宫，看见李三多居然西服革履地和一个烫了“大卷”的漂亮女子搂搂抱抱走出来时，顿时目瞪口呆——这个平时破衣烂衫的家伙，怎么混进了交际场？而且，他哪里来的钱置办这一身行头？莫非这个家伙“子承父业”？当上了特务——本来他就是国民党特务的儿子啊！从这一天开始，好几年的时间里，许瑞龙都秘密追踪着李三多的一举一动，发现他经常根据环境的不同“变”成各种人:在古董店他是买卖字画的“李老板”在大学他是夹着书本插班听课的“小李”在舞会上他是技倾群芳的“李先生”…但是只要回到胡同里，他照样是那个收破烂的李三多，点头哈腰的李三多，破衣烂衫的李三多。许瑞龙越发觉得他深不可测，但又没有抓住他任何犯罪的把柄。而李三多仿佛早就洞悉了他的追踪，见面的一笑诡异而狠毒。文革开始后，许天祥被打倒，神秘失踪。许瑞龙和其他几百名公安干警也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西郊农场关押。来到农场的当天，所有的“犯人”都被押到一个大晒谷场听领导训话——他们的性命都攥在这位新上任的领导手里。许瑞龙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站在他面前的“领导”竟是他多年以来一直追踪的李三多！

李三多的确是“子承父业”但他不是国民党特务，而是我党高级情报人员。建国后，考虑到国民党特务将不断向大陆渗透，中央调查部秘密发展了一批觉悟高的国民党官员家属，负责与特务接头，并一举破获之。年轻的李三多足智多谋，屡建奇功。文革开始，随着市里整个政法系统的被打倒，这些被关押到西郊农场的公安干警无人监管，身份特殊的李三多被临时抽调到这里担任起了农场的“场长”许瑞龙以为自己落在李三多手里，必然不得好死，但是李三多表面上对这些“犯人”整天价吆五喝六，声色俱厉，其实动不动就给他们放探亲假、改善伙食，对怠工行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有一次许瑞龙重病，躺在牢房里就剩下喘了，李三多来这儿一看，一面大骂他装死，一面对医务人员说:“我养的那只鸡今早刚死，去炖锅鸡汤给他喝！看他还能喘几天？！”两年后的一天深夜，许瑞龙睡得正香，牢门哐啷啷打开了，他揉着惺忪的眼睛一看，竟是李三多走了进来，身穿一身囚服，胳臂底下还夹着被褥，在他身边一躺，大大咧咧地说:“嘿，腾个地儿！”“你…你怎么进来了？”许瑞龙十分惊讶。“这大牢是你们家开的？就兴你住，不让我住？”李三多蛮不在乎地说:“往右边点儿…别挤着我！”许瑞龙还要问，竟听到了李三多的呼噜声——从来没有哪个家伙能在进大牢的第一天睡得如此之快、之香，李三多简直创造了一个奇迹。后来许瑞龙和其他被关押的干警才知道，李三多被人告发“与犯人勾结，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调查“证据确凿”因此也成了犯人中的一员。但是，李三多的“囚徒生涯”过得十分滋润，平日里受他关照的公安干警们，见他替大家落难，把他捧得跟宋江似的，自己挨饿受冻也要让他吃饱穿暖。“我从小到大，一直欺负你，你当场长那会儿，为什么不报复我？”有一次，许瑞龙问李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