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濒死般的窒息。李三多看了看表:“没有人说话？死了那么多人，凶手依旧逍遥法外，我们这些当公安的同志，连个敢负责的都没有？”向来脾气火爆的杜建平实在坐不住了“腾”地站了起来:“李书记，我是这个案的专案组组长，案件到现在都没有侦破，而且持续恶化，我应该负主要责任！撤职、查办，我都认了！”李三多歪个脖，扬起脸看着他:“撤职的事情，不着急，我现在着急的是案怎么能尽快侦破？你能不能给我个准确的侦破时间，一周？半个月？一个月？总不能拖到22世纪吧？”就是个傻都听得李三多话中的揶揄，杜建平的斧脸涨得像在火炉上烤过一样通红。这段日为了破案，他连家都不回，天天在办公室打地铺，指挥各路刑警击，协调分局之间的工作合，累得昏天黑地，现在睛和咙都是的，但是公安工作就是这样，工力未必活儿。现在，李三多着他立军令状，杜建平心里有数，自己实在已经黔驴技穷，就连一直寄予厚望的刘思缈，下也一筹莫展。如果再打脸充胖，立下军令状，万一到期不能破案，多年栉风沐雨在刑侦一线拼的这名望和仕途，可就全毁了！

在市公安系统中，很少有人知李三多和许瑞龙的渊源。建国之初，许瑞龙的父亲——一向谋远虑的侦缉队总队长许天祥，认为新政权动向不明，浅莫测，为个人安全计，避祸才是明智之举，于是留下一句“一仆不事二主”便挂印而去，回到家中，整日足不。谁知，1949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时任公安长的罗瑞卿发表了“放下思想包袱，为人民政权立功”的讲话，希望那些曾经供职于旧政权的警察们——只要对人民没有犯过严重罪行，并已经把历史问题代清楚的——积极投到新中国的公安事业中，并名希望许天祥这位“京津第一名捕”山，会后还亲自登门拜访，要他“不要有顾忌，当好祖国的钟馗”许天祥非常动，遂任市公安局刑侦长。许天祥的儿许瑞龙，从童年时就认识李三多，因为他俩住在一条胡同。整条胡同的人都知，李三多的父亲曾经当过军统的大官，1946年3月17日，在陪同笠从青岛回南京的途中，乘坐的飞机在江宁板桥镇岱山所失事罹难。由于家的“特务背景”建国后，一家人从一栋四合院里被清，搬到许瑞龙家隔一栋低矮的平房里。50多年过去了，许瑞龙依然记得，年幼的他每到傍晚，蹲在胡同的包铺窗儿下面闻那一缕香时，经常能看到鼻青脸的李三多摇摇晃晃地走家门，然后门里面就传几个女人的惊叫声和哭泣声。原来，李三多溜回了故居，站在门大喊:“你家住的是我家的房！”结果遭到新房

“我…我…”杜建平一时竟说不话来。“建平…”李三多看他这副模样，摆摆手“你…还是休息一下吧！”“哐！”杜建平像塌方一样倒在座位上，虽然被免了专案组组长的职务，但一瞬间，他到分外的轻松。李三多对已然铩羽的杜建平不再兴趣，他把目光投向一直端坐的许瑞龙，视线有意在许瑞龙的上停留了半分钟，好让会议厅里的人都看见。然后他把歪着的脖“扶正”一面扫视会场，一面冷笑着说:“建平不易，为了这个案没日没夜的奋战，不过咱们当警察的，血了，汗淌尽了，辛劳苦劳拿算盘劈里啪啦，算算一大把也没用——我要的是功劳！要的是破案！在这里，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一个月之内，案破不了，我一准儿要摘掉几乌纱帽！”散会了。这些平时趾气扬的警察，此刻，一个个灰土脸地鱼贯而。李三多斜睨着门，人都走净了，他摆了摆手，1米75的女秘书识相地将门轻轻关闭。空的会议厅里，只剩下了他和许瑞龙两个人。“许局长。”李三多冷冷地问“今天的会议上，你为什么一言不发？”“李书记。”许瑞龙依旧端正着目光“我觉得和你没什么可说的。对了，你不是说案破不了你就要摘几乌纱帽吗？我等着呢！”“老驴…”李三多瞪了他半天，嘴里咕哝着，突然从椅上窜了起来，一面伸手咯吱他的胳肢窝，一面恶狠狠地叫:“反了你了，敢这么跟领导说话？不怕我专你的政么！”许瑞龙大笑着左躲右闪，冷不丁拽住李三多的胳膊反拧过来，把他倒在桌上，一面笑一面问:“老猴，服不服？还敢摘我的乌纱帽，还敢专我的政？信不信我把你扒下来，让你那漂亮秘书看看你是不是红的！”“哎哟哎哟！疼死我啦！”脸贴在桌上的李三多，龇牙咧嘴地说“我投降，我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