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条标了几节文字。“某公司据说是西雅图一家高科技公司，新近任命了一个女人为公司高级管理者，据说小猪先生是她的部下，听说他招惹了一次性骚扰事件。小猪先生的太太是一个有了孩子的律师。你说小猪先生的起诉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且说他是个醉鬼，贪恋女色。我认为桑德斯完全可能要求你提供证据，并起诉你犯有诽谤罪。”

“不过这是一篇专栏文章，说的是一种观点。”

“这个专栏说的是事实，只不过在讲述事实时用的是一种嘲弄和过分夸张的方式。”

“这篇专栏文章发表的是观点，而发表观点是应该受保护的。”

“我认为这篇文章肯定不属这种情况。我感到心神不安的是开始是我同意开辟这个专栏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继续刊登这些文章，那么我们就无法说我们无意伤害别人了。”

沃尔什说：“你没有勇气。”

“而你是在滥用别人的勇气。”弗里斯说“这篇文章枪毙了，到此为止。我将在上面签署自己的处理意见，然后给你、马杰、汤姆·唐纳迪欧每人一份意见副本。”

“这些该死的律师。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讨厌的世界里！这篇文章应该登的。”

“不要钻牛角尖了，康妮，告诉你吧，不要钻牛角尖。”

她走了。

沃尔什一页页地翻看着这篇文章，她为这篇文章整整忙了一个下午，为其润色提炼，做到基本完美无缺。现在她想刊载这篇文章，哪有耐心去想文章内容是否合法。保护公民权利这一笼统的概念只是一种不费气力的假设结果，因为一旦人们追究其真实意义时，便发现合法的思想只是一种观点狭隘、自私卑劣的思想——那种将权力机构牢牢保稳的思想。畏惧最终是为权力机构服务的，畏惧是为掌权的男人服务的。如果说沃尔什确信自己还有什么东西没变的话，那么这就是她无所畏惧。

过了好长时间，她才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KSEA电视台，下午好。”

“请找琼·亨利女士。”

琼·亨利是西雅图这家新近独立的电视台的年轻活泼的记者，沃尔什和亨利一起度过了好多夜晚，讨论她们在这男人统治的新闻界工作时遇到的问题，亨利知道一篇热点新闻对一名记者的生涯有着多大的价值。

沃尔什默默地想，一定要发表这篇报道，不管用什么方式，一定要发表出来。

罗伯特·伊利神色紧张地抬头看着桑德斯。“你想干什么？”他问。伊利是个年轻人，不到26岁，蓄着淡黄色小胡子，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戴着一条领带，只穿了一件衬衫，未穿外衣。他在高尔大厦里数通公司财务部后面的一个分隔间里工作。

“我想谈谈梅雷迪思的情况。”桑德斯说。伊利是他名单上三个在西雅图工作的人中的一个。

“哦，天哪，”伊利边说边神色紧张地扫视了一下四周，喉咙仿佛堵住似的“我没有——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只是想谈谈。”桑德斯说。

“这儿不行。”伊利说。

“那我们去会议室。”桑德斯说。他们沿走廊向一间小会议室走去，但那儿正开着会。桑德斯提出去财务部拐角的那间小自助餐厅，可伊利说那儿也不僻静，而且说这话时他越发紧张起来。

“真的，我没什么可告诉你的，”他说“没什么可说，真的没有。”

桑德斯知道，最好立即找一个僻静之处，否则伊利要伺机逃走的。最后他们来到了铺着白色瓷砖、一尘不染的男卫生间，伊利斜倚在水池上。“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找我谈，我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你在库珀蒂诺为梅雷迪思工作过。”

“是的。”

“你是两年前离开那儿的吗？”

“是的。”

“为什么要离开？”

“为什么问这个？”伊利勃然大怒地说，声音在卫生间里回响。“实际上你知道为什么，人人皆知其中的原因，她毁了我的生活。”

“怎么回事？”桑德斯问。

“那是这样的，”伊利摇了摇头回忆起来“她日复一日地说：‘罗伯特，请多呆一会儿，我们还有事情要商量。’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设法找借口，然而她总是说：‘罗伯特，我不知道你是否想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公司。’然后她总要对我的工作表现评论一番，总会说些微不足道的缺点，具体什么缺点我也无法解释清楚，反正存在这些问题，而且越来越多。‘罗伯特，我认为现在你需要我帮助你，下班后你可以来见我呀。’‘罗伯特，为什么你不顺道来我寓所一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呢？我认为你太应该这么做了。’我真是——太可怕了，呃，和我住在一起的那个人不让，呃…我陷入了绝境。”

“你告发她了吗？”

伊利笑得很刺耳。“你在开玩笑吧？她是名副其实的加文的幕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