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还喝茶，该怎样还怎样。我听了这事，却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心在流血…”

“怎么说，我也是上过战场的人，眼泪不是那么好掉下来的，平时心硬的很，可是，听多了这样的事，我的心都疼木了，麻木了…后来我又特意去了那个小山村，也不幸的老战友和他儿子一家，准备以此为素材写篇通讯。但我知道，写也白写，哪里敢给你发表呀——这个，你是记者你肯定明白，老村支书说，‘教室的问题早就该解决了，从996年村里500多人人均集了45元钱，但教室盖了几年也盖不起来。’钱实在是太少了，不够他们当官的一盒烟钱哪，唉——”

王德军重重地叹息一声，唉声叹气，脸色铁青，半晌不再说话。

肖子鑫和女记者王喜鹊一眼，心里也不好受，不是滋味。是啊，可他们能说什么呢？

王德军擦了把眼睛，语气沉重，说：“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弄了45块钱，集了资没盖起教室，村民有意见，后来上访的那个小青年表现尤为突出，从2007年起，他隔三岔五地跑上级，跑县跑乡也跑市里，怕上级不相信，还要村民在他写的上访材料上按手印，他好像迷上了这事，他老爸当年是英雄，他也不差事儿，花掉了不少冤枉钱，可县教育局每次来检查，都说学校的房子没达到危房等级。他马的，没达到什么什么标准，你的孩子为神马不到这来试试？”

“显然，人家没把上访当回事。教室墙上至今还保留着的唯一的一张宣传画，是歌德的头像和他的语录：‘今天所做之事，勿候明天，自己所做之事，勿候他人。’呵呵，多么大的讽刺啊！”“不错，不说了，说多了你们也烦，不错，老实说后来我就想犯罪。”

“活着没啥大意思了，活着跟死了有什么根本区别？我的打工也干不下去了。我拚命干活，挣那点钱，有什么用呢？我给以前的战友打电话，我选择了吴荣贵和向左志，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既然想死，怎么着也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们那些忘八蛋，这两个人在部队时只是认识，并不是我最好的战友，也没有特别的交往，只是复员后知道他们被分配在市矿山机械厂工作，后来也都下了岗，日子过得跟我一些战友差不多，曾经跟着其他一百多名战友到市委门前静坐后，要求见市委某领导，要求上班和吃饭。”

“那种情景你们可能是听说过，我却是亲眼见过，参与过，想想吧，做为一个人，我们当时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他们作威作福，我们养活他们，最后却没了工作的机会，想出力不讨好都找不到这样的生活机会…这个社会到底肿么了？？”

肖子鑫这时开始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因为，这似乎已经越来越接近了王德军作案的真正动机了。这个，他连在审讯时都没有说明白，所以，肖子鑫十分想听他说说。

“现在，我选择他们，主要是他们跟我一样都是离婚的，没有老婆孩子，没有后顾之忧，都感到越活越没劲，尤其是其中吴荣贵连父母都没有，象我一样，只他一个人生活。”

“我开始找他们，其实只是想问问情况，听听他们的日子过得如何，想想办法，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并没有真的想犯罪，更没有想到要杀人，不过，说不想杀人，也是假装的，其实我心里那时候已经开始琢磨这些事了——杀市委某领导——那个二十几年前认识的县领导——我以前一直认为的恩人xxx。”

女记者王喜鹊紧张地睁大眼睛，盯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