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该给的该拿的该拨的钱没到自己单位上之前，本就不是自己单位的，那么各单位的儿和财务到了十二月，别的工作已经不是工作，只有到财政局来钱才是工作，他们于是绞尽了脑，不把财政局尤其是预算的门打通不肯罢休。有的到最豪华的酒楼摆了工作餐，想请傅尚良和沈天涯他们赴宴，只要他们了包厢，还不酒杯一端，经费优先，红包一揣，拨款尽快？有的去搬市里主要领导给傅尚良和相关室长打电话，人家碍于领导的面，开拨款通知时还不优先考虑？

贾志没再说什么。他知多说没用，带着傅尚良两个上了人民银行，让裴行长和金库楼长调金库数看了看，这几天账不多。中午几个人就在人民银行的内招待所里休息了一会，下午又了金库。楼长打开电脑，刘局长那八百万元

这天上午，傅尚良和沈天涯先找来非税收的人，让他们想办法把政法门的罚没收款缴人金库，好调剂使用。正在商量，贾志的电话打过来了，要傅尚良和沈天涯立即到税务局去。贾志分财政，跟傅尚良他们一样急。掰着指一数，离三十一日只差十来天了，可市本级的税收还没达到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五，也就是说还有近一个亿没收上来。收方面不能预算计划收上来，支方面却由于职工加工资等因素，大大超过预算，这个财政账就是请来数学博士，恐怕也是算不拢的了。

而问题远不在此。官多嘴多，嘴光吃空气不行，还要吃饭喝酒。官多多，不仅仅坐板凳，还要坐车。这就是为什么官字要有两个，上面一个下面还要一个。沈天涯看过一个统计数字，我国每年嘴和吃掉的财政收达六千个亿，这恐怕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俗话说，天上龙多不治，地上官多不太平。官多工作多，躲在“脱衣间”里制造来的工作多，呆在宾馆里设计来的工作多，坐在小车里构思来的工作多。工作多，自然就文多，会多，电话多，扰多，内耗多，收费多，浪费多。怪不得社会上经常用三句话来形容政府和各职能门，说工作就是开会，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不能说没有一理。

两人赶到税务局，贾志已经先到了。

级领导人”“乡级领导人”多少？恐怕谁也搞不清。

傅尚良和沈天涯走税务局小会议室，税务局刘局长和计划林长正在跟贾志讨价还价，说今年税收形势格外张，别说市人大的预算收数字无法完成，就是省里下达的指标完成的希望也不大。贾志也不拐弯，直问他们的过渡上还有多少钱没解人财政局金库。刘局长说还有八百多万，上就金库。贾志不相信，林长说可以把账簿拿来给他们看。贾志不傻，知账簿是看不什么名堂的，他们设的过渡也不是一个两个，人家不可能全给你看。贾志就问他们今年还能收多少上来。刘局长哭丧着脸说，多还能收三千万上来，还要看企业的工作不得通。

官多钱少，因此该给的给了就给了，该拿的拿了就拿了，该拨的拨了就拨了，如果该给该拿该拨的时候没给没拿没拨，尽你是法律规定该给的，领导签字该拿的，上面下指标该拨的，恐怕也是过了这座山就没了那坳，以后就很难说了。如此说来，这钱一定要到了自己单位的才算是自己的钱，否则一切都是镜中中月，看得见摸不着。大家于是把眸鼓得比加大后的乒乓球还大，死死盯住钱的地方，财政局也就别想安宁。所以沈天涯他们常说，到了十二月，谁想凑闹看把戏，用不着到什么证券易中心或是农贸市场去了，就到财政局办公大楼里来好了。

沈天涯想，中国的问题千万绪，归结底就是两个字多。财政的问题千万绪，归结底也是两个字：钱少。

这是正儿八经的政府官。再看看门的吏。沈天涯他们经常要研究税收成本问题，曾经了一个比较，当前全国税官已逾一百万人，而国税警是十万，日本税警是五万。这就是税收成本。应该说，国人多，税官也多，税收就多，换言之，成本收益就大，可我国的税收才一万五千多亿人民币，人家国是两万多亿元，日本的税收总额为我国的八倍。人家税多税警少，我们税少税官多，这一多一少两相比较，还不能说明问题么？

税务局是省单位，省税务门给他们下达的税收指标是全省的平均增长平，地方人大考虑地方增支的实际问题，确定的税收预算任务往往比省税务局下达的指标。但市税务局人财都归省税务局，他们当然只听条条的，块块意见可以置之不理。他们的理由是税源枯竭，省里下达的任务都完不成，哪里还顾得上市人大的预算任务数？

鉴如此，傅尚良和沈天涯他们的行踪这段时间便变得飘忽不定起来，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位置，谁都知他们在地球上，却谁都不知他们到底在地球上的哪个方位，更别说请他们去赴鸿门宴了。连手机也是关了机的，另备了一刚的任何人都不知号的手机，用来行内联系和接受主财税的贾志等领导的遥控，以便随时互通情报，及时掌握税收和收费度，好据税收和收费库数，通知守在预算里的小宋他们开拨款通知单，而绝不能开空拨款单。以免造成更大的混。

税务局的理由说不充分还真充分，t经济形势是有目共睹的。不过市政府和财政局年年跟税务门打，知他们是留了一手的，就是说他们收上来的税款会留下一分摆在自己的过渡上，不会及时解缴到财政金库里来，要到了年底再跟市政府提要求，市政府给足了超收分成比例后再人财政金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