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是想我妈了。”

小时候，我和我姥娘就住在老屋里。老屋是着房梁的。有一天早上，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我姥娘在饭屋里饭，不停地拉着风匣，我躺在床上睡懒觉，我虽然闭着睛，但清清楚楚记得自己是醒着的，后来一睁就动不了了，难受得很，只见房梁上坐着一个“小人”冲着我直笑，还对我比比画画的，我既动不了，也说不话，但心里清清楚楚的，我拼命挣扎，越挣扎，那“小人”越笑，我急坏了！

“我妈一直让我给她买新棉给我爸棉袄用，我一直没当回事。”

我和迟小牧走过去，原来这趟平房是一个小型棉加工厂。

“大枣树太老了，砍了。”舅舅用苍老的声音说。

张国昌对我也是有过好的记忆的，因为毕竟他对我有知遇之恩，但他对于老百姓却不好代，他只有以死谢罪，死了人们还不依不饶，还要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纪实文章来骂他，还要拍电视剧来警示后人。这样的死让活着的亲人无比痛心。

后来，我跟母亲也提及此事，母亲说，她小时候也在屋里遇见过这事儿。我对迟小牧说起此事时，他一儿也不相信。

好，舅舅为人耿直，万事不求人，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求人如吞三尺剑。房还是那间老房，只是院里的大枣树没有了。

我对生死的认识就是从北滩开始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中午，我和伙伴建国、东升去打猪草，我们横渡过小清河，偷吃了一顿梨，然后又横渡回来，将篮打满猪草，兴兴地往回走。

离开舅舅家，我和迟小牧都有些慨，迟小牧不像来时那么活跃了。

我记得那大枣树的树两个人才能抱过来，是弧形的，很好往上爬。树叶覆盖了整个院，一到雨后，满院的红枣，让人看了就兴奋。

从那以后，目睹了数十次生生死死，仿佛也麻木了，生死不过是个回，生不带走，死不带去。单位同事的父亲母亲死了，去个殡；单位的老同志病故了也去个殡，连东州市前任市长在国车祸死了，我和同事还一起布置过灵堂。然而，真正动我灵魂的死是张国昌的死，他的死让我对生有了更刻的思考。

快到东升家里时，就见东升家的院内院外围满了人，哭声一片。东升知家里事了，就往院里跑。我和建国也跟在后面，跑到院里，看见两条板凳搭了一块门板，东升的父亲一动不动地躺在门板上，脸蜡黄。东升的母亲悲痛绝。建国的母亲在一边安。我听旁边的人说，东升的父亲中午正喝着酒突然就死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害怕得不得了。不可思议得不得了，那时想，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说不动就不动了呢？我好几天都吃不下东西，而且不敢院，还是建国天天来陪我，才慢慢地好起来。

“小牧，是不是累着了？”我笑着问。

“买一件新棉袄不就得了。”我笑着说。

生的最终意义就是将来对死要有个代。代好了名垂青史，代不好遗臭万年。最起码要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好的回忆，就像我和我姥娘，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长到多大，心一静下来前就闪过她们慈祥的笑容。

“我爸不喜穿买的棉袄，就喜我妈的棉袄，我爸说穿上舒服。”

“小牧，买棉什么？”我不解地问。

舅舅家门前原来是一片菜地，姥爷的坟就在那儿，就像从未见过爷爷一样，我也从未见过姥爷，不过，后来村里要在那片菜地里盖小学，姥娘只好给姥爷迁坟，坟挖开以后，姥娘将姥爷的尸骨一块块地捡放在一块蓝布上，我就站在旁边，姥爷的骨上一颗牙也不少，这是我见过姥爷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姥爷的坟就迁到了小清河的边上。后来姥娘与他合葬在一起了。

北滩的一切我太熟悉了，我无法停止怀旧。我和舅舅跪在姥爷和姥娘的坟前沉默不语。舅舅着两支烟，又倒了两盅酒放在坟前，低低地说：“爹、娘，你们的外孙来看你们来了。”舅舅的话音刚落，我的泪就已经模糊了双。我默默地磕了三个，渴望两位老人灵魂安息。

这时候，院里传来了我姥娘唤的叫声，并且推门了屋，那“小人”突然不见了，我的也能动了，我一扑棱坐了起来，对姥娘说刚才发生的事，我姥娘说，你碰上“狐仙儿”了。

“老乡，哪儿能买到新棉？”迟小牧摇下车窗问。

“那儿的棉都是新棉。”老乡指了指棉地边上的一趟平房说。

我一听笑了，心想，来才几天，这不像一个快到中年的人说的话。过了德州，看到了一片棉地，迟小牧把车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