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岗位上工作，说明母校培养人才的确有眼光啊。郝东民说，尹市长（管干部工作的组织观念就是强，尹凡身份这才刚变动，他在称呼上就能马上跟进）开我的玩笑！你这样的才子，才真的给母校争光呢。这次又受命到一线工作，更能全方位地发挥你的才干，也给校友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呢。

哪里哪里，这都是组织上的培养。尹凡一边谦虚地表白，一边品味郝东民的话。他听得出，郝东民话语里没有一点讥讽的意思。干部们上上下下，郝东民见得多了，尤其是到了厅这一级的干部，考察呀，鉴定呀，没有不经过他的手的，尹凡自信经他过手的官员里，自己从素质上讲绝对应该算强的；况且郝东民要提拔到自己今天的位置，不过早晚的事。以他的见识，这完全属于正常调动，没必要少见多怪的。郝东民话里的关键词是“全方位”这三个字。目前官场，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但凡从事文字工作的，几乎一辈子就与材料啊、报告啊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提拔或调动，也都是在类似的岗位上转圈子。而那些从来不写文字的人，在安排上似乎就不存在任何框框，领导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一点也不用考虑他过去是干什么的。这让机关里那些从事文字工作的干部满腹牢骚和怨言，却又是无可奈何。有些基层单位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原本是作为笔杆子调进机关的，一旦进来后，就想方设法不再干写材料的苦差使，上级安排的材料任务，不是一推二六五，就是打马虎眼敷衍了事，让领导不得不重新考虑调人进来写材料。而目前的行政管理方式中，材料又是不可须臾缺少的，所以，这里面就形成一个怪圈：机关新调进（或招进）的人员多要求是能写文章的笔杆子，但不管调多少干部进了机关，机关里最缺的还是笔杆子。郝东民尽管自己不是写文章的，但对于上上下下普遍存在的这种现象，却是非常了解。他多次到各地考察干部，据他的体会，但凡被各地官员们一致认为文章写得好的干部，在考察时谈观点、谈个人对考察对象政绩、人品等等方面情况的评价和看法，往往更有逻辑性，更能要言不烦，一语中的。倘若要展开一点，谈对当地改革和发展的评价，在简短的三两分钟里，许多人往往罗罗嗦嗦扯不清楚，而笔杆子们（除去那些特木讷的）每每三言两语，就能把自己的看法清晰地讲述出来。仅从这个角度看，文人们要真的赋予某种重要的工作，如果不说一定比别的人干得好的话，至少不会比别的人干得差。当然，这些看法一直沉淀在郝东民的脑子里，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因为类似这样的观点是与当前不少地方领导的观念不相符的，所以尽管他是干部处长，也同样不便轻易对人言。在和尹凡的聊天中，他委婉地把自己平时得出的想法表达了出来，他知道像尹凡这种经历的人肯定赞同他的这一观点。尹凡内心当然十分赞同郝东民说的“全方位发挥才干”的意思。要说他初入官场还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不适应的话，那么随着看清了官场一些人的底细和斤两，倒是觉得像自己这样的纯文人，要真的放出来干些事，并不是什么不可以的——比起那些官场油子来，至少政策观念、责任意识和实干精神会更强。他还真想像郝东民说的那样，到河阳干点实事，做点业绩，不图个人私利，只求获得老百姓认可，也就行了。

两人在车上越聊越觉得相互之间共同的观点很多，因此兴致也就越来越高。他们后来竟谈起学校老师们的趣闻。郝东民说，听说你的导师范哲老先生是个拗脾气。他那时带了个在职博士，就是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后来那个副教授担任行政职务，当了系里的副主任，事务性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博士论文写得就潦草了一些，还没有按时交，拖了两三个月。到论文答辩的时候，范老师就是不肯通过，系主任来做工作都不行，弄得那个副主任很没面子，一气之下甚至向学校提出要辞去副主任的职务。还是学校领导出面，让他把博士论文做了不少修改，这才勉强通过。尹凡则说，你们中文系的黄皓老教授还不是一样！他一心埋头在学问里面，谁去见他都不见。他在家里做学问的时候，怕别人来找，就在门上挂一块牌子，上面写“黄教授今天外出”等他真正外出的时候，那块牌子因用不着挂，反而放在了家里。弄清楚了这个规律，别人便知道了，只要他家的门上挂起了“黄教授今天外出”的牌子，那他一准在家里面；倒是门上没挂那块牌子的时候，他一定不在家。说到这里，尹凡和郝东民两个人不由开怀大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