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认为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根本不同，是受互渗律支配的以集体表象为基础的，神秘的，原逻辑的思维。依据“互渗律”的原理，鼎上所铸之物之所以能起到如此众多的、巨大的作用，就在于其与民‘互渗’。所铸之物与民‘互渗’，也即是神与民‘互渗’，由于神的无所不能，导致所铸之物能知神奸、辨善恶，使民入川泽山林，不会遇到妖魔鬼怪，上下和谐，从而受到天的庇佑。

从原始思维角度对王孙满的话进行分析后，我们认为兽面纹代表的是商人心目的‘神’。在众多的兽面纹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所谓的兽面纹是不相同的。如耳部的变化，齿的有无等等。但粗略一看，整体之间的构造非常相似，所以才把它们统称为兽面纹。整个兽面纹在自然界找不到原型，但分解开的各个部位的确是自然界各种动物的一部分，虽然有的是采取夸张的手法。把这些不同部位进行幻想性的构造，那么表现出来的依然是动物吗？我们认为所组合的图形已经不再是动物，当然也不是人，而是商人心目的‘神’

《礼记。表记》具体评论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尊神、率民而事神是商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在商代的甲骨也有所反映。例如：从以上卜辞可以看出，商代事无巨细，几乎都要进行占卜。大到征伐、祭祀，小到出行、求雨、疾病以及生活的诸多事情，都要询问上帝的旨意。商代又有频繁祭祀的周祭制度。作为国之大事的祀，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神圣的。礼器作为祭祀用器，应有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在如此重要的器物上铸以纹饰，则此纹饰定在商人心目占有显著位置。

‘殷人尊神’，至上神在殷人心目的地位无疑是最重要的。如何理解商人之至上神？王晖先生说：‘殷人的上帝就是殷人的至上神，是殷人把祖先神和自然神结合在一起的主神。作为祖先神，殷人的上帝就是帝喾，也就是殷人的高祖；作为自然神，帝权是和日月神崇拜结合在一起的，上帝统治着风雨云雷等天神。祖宗神和自然神结合是殷代帝权的特征。’祖先神与自然神的结合，这本身给至上神上帝的形象带来了极大的模糊性、神秘性和不确定性，这也为其物化形象的铸造提供了极大的自由空间，以至于兽面纹在铸造上显示出一种整体的相似性，但其局部刻画则变化多端。至于兽面纹的细节变化，如耳部的变化，则可能与各部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是以我们认为周青铜器兽面纹所代表的就是殷人的至上神上帝。

结合商人的宗教信仰，把兽面纹理解为商人心目的至上神，似不为过。而西周早期的兽面纹乃是周人对商人的模仿和继承，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不甚重大，西周期的纹饰才反映出周人的思想观念。西周期，青铜器的纹饰以窃曲纹、环带纹等抽象的纹饰，以及写实性的纹饰为主。写实性的纹饰相对于兽面纹来说，不再显的那么神秘，那么不可让人走进，而是多了一些来自生活的气息，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写实性的纹饰相对于兽面纹来说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在自然界存在的一种具体动物的或写实或夸张或抽象，而不是多种动物的幻想组合，此为一关键之转变。多种动物的幻想组合所突出表现的不在现实，而在幻想；而一种具体动物的写实或抽象所突出表现的恰恰是现实，而不是幻想。这种巨大的转变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当时现实社会条件的转变从而导致思想观念的转变，进一步物化于器物之上。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从造型和装饰意匠、纹饰内容等方面发生了内在本质的异化。青铜礼乐器由供祭神人、祖先的神器逐渐蜕变为豪门贵族在礼仪场合、家宴活动使用的的奢侈品，人间化、生活化成为其新的特点，人物造像在此时也大量涌现。这些现象强烈地昭示着，人性在此时代复苏，社会也从神性弥漫的时代转入了彰显人性的时代。从最初的兽面纹所表现的尊神事鬼，神性弥漫的社会走向关注现实、注重现实，再发展到突显人性，完成了由神性向人性的回归。这种由神性最终向人性的回归，奠定了国化以后的发展模式，使国走上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即注重此岸世界，而较少关注彼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