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商”周人对突如其来的胜利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尚书。大诰》这样描述了周人的样子：‘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显现出的是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而殷遗民也没有心服口服的接受周人的统治，他们时刻等待着叛乱复辟机会的到来。西周的胜利，是化较低的部族征服了化较高的部族，这就出现了较低级化被较高级化同化的现象。马克思曾说：‘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的明所征服。’此规律具体表现在商周关系上则为：政治上，周人征服了殷人；化上，殷人同化了周人。这样，周人无疑会向殷人学习先进的化。西周早期，殷遗民的大量存在必然对原有化存有一种眷恋情结。这在西周早期甚至西周期的青铜器上都有反映。此时，周王室的许多工匠都是殷遗民，这样周人在早期的青铜器上完全模仿、继承了商人的风格。直到西周期，因政治的稳定和化的成熟，周人的风格才真正体现在青铜器上。虽然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器上的纹饰几无二致，但不能据此认为，此时周人和商人思想观念是一致的。因为从思想的形成到反映思想的器物的形成要有一定的过程，加之改朝换代，又遭特殊的社会背景，所以西周期的青铜器纹饰，才真正反映出周人的思想观念。

商代青铜器的主纹饰是兽面纹。兽面纹被大量运用于商人的祭祀重器上，这无疑反映了商人的思想观念。《吕氏春秋》虽最早明确记载了兽面纹，然其对兽面纹意涵的阐释似可商榷。众所周知，《吕氏春秋》一书乃吕不韦纠集门客所编，编撰的目的是为即将统一天下的秦王朝服务，可以视为一部指导政治运作的书，且该书在吕不韦死后仍有编撰，所以该书的历史真实性相对于政治性为次。我们在大量考古发现所见到的兽面纹，有首无身的只是少数。这也可以证明，在《吕氏春秋》编者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所见到的商代祭祀重器已经不多，兽面纹已经退出青铜器纹饰的主导地位。他们对这种纹饰的具体意涵已经不能明了。所以他们提出兽面纹的教化功能，并不能正确地揭示此纹饰所代表的思想内涵。

然则兽面纹究竟代表了商人怎样的思想？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在研究国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时，认为兽面纹饰是河姆渡化的太阳神。这个太阳神的形象是‘一对背靠背的鸟的后面有一个带光芒的圆，从圆上伸出一个三尖形，其还有纵向的细线’和‘交颈的一对鸟仰头向上，在颈的交点上有镶有同心圆的圆形，圆的上半部突出有火焰状的东西。加画放射状的线形火焰的圆形无疑是天体，此外三尖形或向一方收敛的东西则是日蚀时所见之光’‘因而，在整体上可以看成是一对鸟所支撑着的太阳神的图像。’林氏把商周时期的兽面纹同史前社会的纹饰相比较研究，应该说在方法上是可取的，但其认为兽面纹饰是河姆渡化的太阳神，在考古发掘与古代献都找不出坚实的证据。我们还应从早期的献记载寻找答案，《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了王孙满的一段话：‘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与上下，以成天休。’这是献较早有关青铜器纹饰意涵的记载。几乎所有研究青铜器纹饰的学者都曾引用，但理解却并非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究其原因是在于对化背景的认识不同。张光直在他的《商周神话与美术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说：‘在商周之早期，神话的动物的功能，发挥了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在古代的国，作为与死去的祖先之沟通的占卜术，是靠动物骨骼的助力而施行的。礼乐铜器在当时显然用于祖先崇拜的仪式，而且与死后去参加祖先的行列的人一起埋葬。因此，这些铜器上之铸刻着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的媒介的神话性的动物纹饰花纹，勿宁说是很不难理解的现象’之后张氏又与现代萨满教结合，得出‘萨满通灵说’。此说影响范围涉及到考古、历史、艺术等各个领域，赞同者众多。然其结论仍不能令人满意，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商榷。俞伟超先生认为：供奉了‘百物’，便能抵御鬼怪的侵扰，使得‘魑魅魍魉，莫能逢之’。那么夏鼎上的图像应是驱散‘魑魅魍魉’的诸神，三代铜器上可见的神化动物形象，当然就是神灵的象征。在以上众说，我们基本同意俞先生的看法。对王孙满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鼎上所铸之物，如何会使民知神奸？如何使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如何能协与上下，以成天休？如果我们按照原始思维的方式来考察，王孙满的话便会很容易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