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公社的革委会领导，也像元叔的“走灯”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寨公社的新领导买了一台大型收音机和扩大（放大），广播从此备了另一功能，就是通知会议。领导们趴在大收音机前对着喇叭大声喊：“喂，喂！”那边各大队的也对着自己家里的广播喇叭回话：“听到了！”相互的沟通从而方便快捷。这趴在广播喇叭前喊话的情形维持了好几年。尤其是推广动圈喇叭后，比簧喇叭效果好得多，两边对话非常清晰。从此“四类分”送信的任务一去不复返了。

让走资派们骑自行车送信并没有持多久，仍然让“四类分”独这一行业。又过了几年，县革委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各大队还没有通电话的时候，首先接通的是广播。广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老百姓仍然说是听“洋戏”他们中有的人常常想不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是说，现在播送‘西门’（新闻），这西门也不知是啥东西，经常挨剥，肯定早就被剥光了。”还有的见了大队的民办教师，羡慕地说：“你们行啊，很快就转正了！”民办教师们不知从何说起，他们就解释说：“难你们没有听广播里天天说，无产阶级转正（专政）理论，那你们不就快转正了吗？”民办教师们才知他们听讹了。此时的丁老师，造反的生涯更加光辉灿烂，已经造到了县教育局，当上了一个县教革委的副主任。

各大队相继演了夺权的闹剧。我们寨大队的夺权，是支书刘庆典和刘臭他哥刘继先密谋后，顺利移的。刘继先改名为刘红卫，虽然姓刘，照样发誓同中央的“一家”大走资派到底，山寨里从此闹了许多。

落架的凤凰不如。曹书记和胡社长沦为走资派后，与“四类分”为伍，代替了元叔他们，开始骑着车，向各个大队的革命造反组织，送达关于张司令和丁副司令的指示。他们毫无怨言，心里想的当然与“四类分”不一样，这同样是革命工作，组织上叫啥就啥，骑车送信，到底比元叔他们跑得更快了一些。

草了十几页文稿，一贯刻空白表格的手，突然刻了战斗的檄文。一张带有重火药味的印刷品，号召向走资派全面夺权的“通告”在我们声寺大殿里炮制笼。张武装长亲自派大队里的“四类分”向各个大队的红卫兵组织送信，召集他们来公社开会。会上，张武装长自封为寨公社革命造反纵队司令、丁老师为副司令，发表了差把祖师惊倒的造反夺权的讲话。会议下来，立即责成曹书记和胡社长，向革命造反纵队领导权。曹书记和胡社长迫于革命形势，乖乖地将公社的两枚印章给了张武装长和丁老师，并且乖乖地挨了几场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