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限制。这里反映作者对现代生活的清醒认识。

黑格尔说过，如果说古代英雄可以“根据自己性格的独立自足性”去“承担和完成自己的一切事务”，那么这种独立自足性在现代则被破坏无余了，因为在现代人“后面的那种市民社会秩序有不可动摇的威力，对这种威力他们简直无法抵抗”

王老师在一部社会小说中也曾以第一人称出面议论道：侠毕竟己经成为被“时代所扬弃的可怜的历史人物”了。也就是说、作为生活在现代的作家，他不仅在理性上深知侠的时代己经一去不再复返，而且深知侠即使在“英雄时代”也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这种清醒的认识，正是其侠情小说里的“非英雄”倾向的根源，也是促使他以批判的、写实主义的态度，写出一系列社会言情小说的动因。

但是，社会言情小说并不足以充分宣泄他那因“屡经坎專备尝世味”而积郁在胸的满腔愤懑，也不足以寄托他对理想的执糇非螅于是他就把这些倾注进自己的侠情小说，因为武侠小说在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

所以，从创作恩维的结构系统考察，他的社会言情小说是其侠情小说的基础，从作品与现实的关系考察，他的社会言情小说是对现实的明喻，其侠情小说则是对现实的隐喻（这里所说的“现实”是广义的，包括作者的思想情感）。

获得上述基本认识后，我对王老师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有了明碓的认识。

中国现代的适俗小说和五四新文学有所不同，它基本遵循的是由古代“说话”而形成的中国小说艺术传统（五四新文学则基木遵循西方艺术傅统）。

五四新文学运动展开之后，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必须指出，有的资料曾称王老师为鸳蝴派，这是不够科学的，因为王老师与该派并无联系），它在批判鸳蝴派思想之陈腐的同时，也否定了中国的小说传统及其现实的生命力，这反映粑逅脑巳捌激的一面。

尽管从三十年代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开始，新文学阵营的有识之士对本国艺术传统和通俗文学的看法逐渐有了转变，但对鸳蝴派的总体否定却廷续到一九四九年之后。直到八十年代初，现代文学教枓书里除对鸳蝴派的否定之外，还是没有现代通俗文学的任何地位。

这种“左”的观点影响之深，以至王老师生前对自己的通俗文学创作经历，也一直持自我否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