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张大夫，凉到肩上了！你快点呀…”

张佐良沉重地摇摇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不行了…”

我痴痴地睁大着眼睛，晕了；一切都像梦中，一切都浸入一种幽蓝的朦胧中，一切都在飘浮颤动。我听到陈医生那极轻微又极宏大，极遥远又极近切的声音：

“35、36…48、49…停止！”

四周围陡地静下来，世界彻底哑了一般！

我从来不曾遇过这种场面，茫然回顾：“什么？什么停止？…”这声音只有我自己能听到，我的嘴早已不会说话了。

蓦地，我看清一圈脱帽肃立的人，一圈低垂的头。

“停止、停止…”我的眼前模糊了。什么东西溢满了眼眶，丝线一样从眼角挂下来，连绵不断。当我喘过一口气时，便鲜明地感觉到，股巨大的锥心般的痛楚冲撞而起，迅速发散到全身。“总理——！”

我放声大哭，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放开了悲声。

年1月8日9时57分，我们从心底热爱的总理离开了我们。

邓颖超在秘书赵炜陪护下已经赶到，汪东兴也赶来了。邓大姐在流泪，却克制自己没有哭出声。她的坚定刚毅使我没有被哀痛压垮，很快又投入了周总理的治丧工作。

我给北京饭店的朱师傅挂了电话。

朱师傅对总理感情极深。建国后，周恩来一直是到北京饭店理发、刮脸，很少麻烦朱师傅到家里来。他愿意在饭店里走动走动，和同志们见见面，聊聊天。不只是见见饭店的各级领导，还有各方面的服务员，都要走动着见见面，打招呼聊天。饭店里所有的同志都与总理有一种特殊感情，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大乱，唯独北京饭店没怎么乱。饭店里的老职工们，至今提起周总理，没有不掉泪的。

饭店里是由朱师傅和小关负责给总理理发刮脸。这次整容，又把他们俩请来了。加上北京医院的韩医生，一共三个人。

三位同志哭了一路。见到总理时，再也压抑不住，一起大放悲声，哭得天昏地暗，谁听了都受不了。特别是朱师傅，哭坏了，感情太深，受刺激太大，从那以后身体全垮了，不大能上班了。他要办退休手续，饭店里舍不得，没同意，说他手艺高，为中央首长服务一辈子，是功臣，让他一礼拜来饭店走一趟，指导指导年轻人。

总理逝世当天，邓颖超即向中央提出三条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

李先念一听这三条要求，急了，含着泪说：“不行，不能从总理这儿开这个头，全国人民决不答应的。”

“先念同志的意见对。”邓小平说“人民不答应，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搞，否则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

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同意邓大姐的要求。邓大姐说，这三条是她和总理生前约定好的，她要对总理负责。中央领导们都坚持说，他们要对人民负责，有的领导同志还提议：“骨灰可以撤到全国土地上，但也应保留一部分，放在八宝山。”

邓颖超坚决地说：“一点也不保留，我和恩来同志早已有约，他最担心我实现不了他这个要求。我们谁也不留骨灰，不能留！”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那是1975年9月，总理最终卧床不起的前夕，总理曾对大姐的秘书赵炜讲起他死后骨灰的处理问题。赵炜声音都打颤了：“总理，您不要谈这个事，不要，您不会，不会的…这么早谈这种事对您治病没好处。”

“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有什么？”总理批评赵炜，然后坦然说：“我和大姐在10年前就约好了，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我的骨灰全撤掉，这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前面，我是可以保证她的；我先死了，大姐的骨灰你保证不了全撤掉，但你可以反映她的要求…”

现在，中央领导和邓颖超议论后，决定互有妥协。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进行，骨灰不保留。

早在1975年12月下旬，医生就向我交底，说总理病情恶化，让我们作些准备，包括逝后穿的衣服。我和高振普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尊重总理生前一贯的衣着作风，不再做新衣。

我们把商量结果请示邓颖超，邓大姐说：“这个决定对。就照你们商量的办。”

总理逝世后，我们拿了总理生前穿过的衬衣衬裤，法蓝绒中山式制服替他换装。这件中山装是总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经我们一再陈述道理才做的那身衣服，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总理侧身坐在单人沙发椅里照的那张像片上的衣服。这件衣服已磨起毛边，负责整容的韩医生一接过去就皱起了眉头。

“还有没有新衣服？”他沉下脸问。

“没了。这是最新的一件…”

“你们怎么搞的？啊！”韩医生发火了，朝我们瞪起眼睛：“为什么早没准备？不是告诉你们准备吗？”

我垂下了头，难过地说：“我跟小高商量过，尊重他一生的习惯和喜好。大姐也同意我们的选择，总理最后几年一直是穿这件衣服…”

韩医生眼里泪水盈眶，好半天才喃出一声：“如果人民怪我们呢？”

“不会怪。”我坚信不移地说：“这是总理的意志。”

瞻仰遗容时，总理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后来火化，总理穿的也是这件衣服。

周恩来逝世时，胸前佩有“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像章，枕下放的是毛泽东诗词。

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深厚真挚，始终如一。但是，在他病重和病危期间，毛泽东情况也很不妙，也为重病缠身，所以一次也没有来看望过周恩来。前面讲过，建国后毛泽东只去过一次西花厅。就我所见所知，他就看望过总理这么一次。至于其他中央首长，有些他一次也没去看望过。他喜欢和民主人士建立私交，与党内干部基本只保持同志关系，极少有私人交往。

周恩来卧床不起后，特别是他病危后从昏迷中醒来时，曾几次抚摸毛泽东像章和诗词，曾多次询问毛泽东现在住哪里？身体怎么样？每逢这时，我心里特别痛苦。如果毛泽东对党内同志也多些私人交往私人情谊，如果他身体能好一些，如果他能到总理病房看一眼，在总理病床旁边坐一下，对于他们几十年的战斗友谊，对于我们的历史，都将是多么感人的一笔啊！

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没说参加也没说不参加。当时是做了他老人家参加的准备。

他走的路线、乘坐的电梯、轮椅都作了认真仔细的安全检查。

邓大姐一直在等候、盼望毛泽东来参加。

小平同志也一直在等候、盼望。

中央领导同志们及我们所有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急切而惴惴不安地等候盼望。

快到点了。负责主席安全工作的张耀祠同志再次上下电梯做检查，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