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画面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思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示…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体育、工作的三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