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思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

“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