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跟我们的晓明再见。”主席跟我握手。

“我叫贺晓明。”

父亲笑了，说：“前两个要求么，给你办到。第三个要求，这次可办不到了，北京已经是红柳绿，看不见雪喽。”

“带来了。放在尚昆同志家里。”

我睛一眨不眨望着主席，忘了说话。父亲过来抱我，一边说：“晓明，主席还要谈工作，爸爸送你回去。”

“晓明，”父亲抱起我，胡在我脸上扎一下“你到北京有什么要求？”

就这样，我随父亲第一次来到北京。当天就坐三车去看了天安门。然而，见主席就没那么快了。父亲或者叫我去坐有轨电车，或者叫我去东安市场买小金鱼，就是不提带我去看主席的事。

主席把我抱到屋中间，那里摆个桌，他打开小罐，从里面抓几块糖放在我手里，说：“吃糖。”

“行了行了，她也不吃亏。”父亲息事宁人地赔上笑脸，把手腕一亮“你看，把我咬的，一圈牙印。”

“对，你妈明，你也明，你妹妹又明，这不是一排明吗？”泽东的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我的妹妹贺黎明便有了另一个名字，叫贺又明。

其实，这件事一直搁在父亲的心上，他是在寻找机会。当他到有个机会时，便对我说：“走吧，今天带你中南海。”

“喔，这不是一排明吗？”主席笑着立起，过来抱起我“长这么大了。”

父亲为了叫我见到主席，费了不少心思。他得知今天在主席住的丰泽园里谈事，便把我带中南海，放在杨尚昆家。他先去谈事情，看场合是否适合，然后再打算。大概这次气氛比较轻松随便，不是那开会或正式汇报的气氛，父亲便不失时机地向泽东说：“主席，我女儿一直想见见你…”“来了吗？”泽东问。

于是，我放弃了第三个要求。那时京真不得了，是大事。母亲特意带我去一趟拍卖市场，买了条紫的旧裙，回来改一改，前面缀个小和平鸽，就成了我的京礼服。

父亲带我走香书屋的客厅里时，主席正坐在沙发上跟人聊天。我拉着父亲的手不放，睛盯着主席，小声说：“主席，你好。”

“主席再见。”我一步三回地随父亲走了会客厅。

“贺黎明。”父亲在旁边说。

过去我很怕父亲的胡扎，这次为了谢父亲给我的荣耀，我兴兴接受了这一扎，翻着珠边想边说：“嗯，要看主席，要看天安门！嗯…还要看雪！”

这是1953年。父亲过去到北京开会，从不带孩。他破例打了我，所以也破例地决定带我去北京。哥哥妹妹嫉妒地盯着我，这使我觉得光荣骄傲，真有飘飘然呢。

大约是为了“赔偿”打孩的损失吧？父亲正式宣布：“这次我带晓明去北京。”

“带来么，带来我看看。”

“你妈妈叫薛明，你妹妹也叫明，叫…”

“晓明，爸爸好不好？”父亲在院里问。

“爸爸好。”我亲了父亲一。父亲甜甜地笑了，那是满足了女儿心愿之后的愉快的笑。

1954年11月，父亲调北京，母亲带我们尽快到京。到京那天，正是晚上。父亲站在灯光下迎候我们，他的上飘舞着雪，老远就喊：“晓明，爸爸已经满足了你的第三个愿望，你看看这漫天飞舞的雪，看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