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工业化的后腿。”周惠顺理成章地提出申请：“先念同志啊，我来找你和姚依林同志就是想解决点具体问题。内蒙古生产落后，农民穷到家了，现在是饭都没的吃，还得请国家拉一把，给点钱，给点粮”

“国家给内蒙古的已经不少”

“不解决问题哪，还得再给些。”周惠苦着脸说“我刚去了三个月，改变面貌也得有个基础有个过程。去之前，乌兰夫同志跟我讲，内蒙古落后，还得跟中央伸手。不要不好意思，该要还得要啊，总不能饿死了吧？”

“唉，国家也难”李先念叹气，道“我们研究研究，再给你们解决一些吧。”

“国家管的越多越死，背的包袱也就越沉重。企业要扩大自主权，农民又有多少自主权”周惠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讲给两位领导听“报纸上吹冷风，反对包产到户；会上会下也有许多人反对包产到户。既然不许农民有自主权，那国家就都包起来吧。真不知还要贴多少钱，总有一天农民也穷光蛋了，国家也贴光拖垮了…”

李先念和姚依林互相望望，没有讲话。周惠明白，他们的身份和所处位置，在中央没有正式决定前小会随便讲话；但他们不制止周惠的牢骚，也可算是“纵容”吧。

三

中国共产党正式发表的文章、文件、文献，都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举凡“转折”都伴随了“尖锐、激烈、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充满你死我活的血腥味，比如王明、张国焘，他们实现“转折”时，不但有激烈的思想路线上的斗争，更伴随了大量的“肉体消灭”

毛泽东所领导的党的历史上的“转折”无论遵议会议。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两次庐山会议乃至“文化大革命”也都充满了“尖锐、激烈、复杂”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会下斗智斗谋斗勇，会上唇枪舌剑，暴风骤雨，背对背的权谋策略，面对面的大吵大嗡甚至拍桌骂娘，使这些“转折”充满了戏剧性的令世人惊叹的场面。

惟独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似乎“令人失望”地没有任何这种激烈场面。从预备阶段的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大会小会未曾发生任何大吵大嗡、唇枪舌剑的激烈对峙与交锋，一切都是在温和、理智、克制，说理讲礼的气氛中悄悄进行的。

有人说，这是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人们都极度厌恶并坚决唾弃了那种“暴风骤雨”的斗争方式。

有人说，这是因为华国锋禀性温和、敦厚，甚至柔弱而且他原无多少资历和基础，此时已成“强弩之末”不具备对抗的实力和勇气

也有人说，这是因为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不似毛泽东冲动、激烈、贵我、勇斗。

…

大凡世人评说，往往事出有因，却未必准确全面。几种说法都有道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转折的时机，已经成熟。其中陈云等老同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在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是陈云郑重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山”主张重新评价***事件，支持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他以自己在党内外所享有的崇高威望为一年后的“转折”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