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并且拥有了自己的核威慑力量都是正确的。是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

然而，失误正是萌芽于正确之中。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到“反右倾”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将国家利益同农民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了，以政权的力量，将农民的生产组织形式，种什么，怎么种的种植权，农民的产品分配权乃至吃多少口粮的权力统统收过来，管起来。掰着指头算算，农民还剩什么权力？这种过分的甚至是野蛮的剥夺，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周惠在走过几十个公社之后，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八亿农民都在消极怠工！到了这时，理想和教育已经无法再唤起农民作出牺牲奋斗的热情。而且，国家已经强大到了足以自立于世界，完全可以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平等交往，世界政治气候也不像过去那么严酷得令人甘心无偿地作出最大牺牲。

于是，改变政策便不容置疑地摆在党的面前。度过了非常时期，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关心自己的利益。八亿农民怠工，国家利益从何谈起？就是城市里的教职员工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就没有党和国家的利益。

但是，政治精明的周惠还明白一个道理，讲话必须把握时机、选择场合。各“诸侯”互相议论交流是一回事，在决策圈里正式发表政见又是一回事。他想起晋见邓小平时的情景，他谈“想法，”“谈形势”都被邓小平以“不用了，我都知道”而淡淡揭过去。周惠相信，什么时候讲什么话，讲到多么深，做到哪一步，邓小平比自己更会准确地把握时机。那么自己现在能讲什么

“那好吧，我就讲点内蒙古。”周惠终于张了口，慢条斯理，斟字酌句“我去了三个月，跑了几十个公社，看了农民缸里的粮，锅里的糊糊，扒火车逃荒的人流，还有一群群不种地，晒太阳的青壮年，问题的核心是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比如卓资山那里，粮食产得很少，还不够自己吃。每年征购上来的粮还不够返销。劳民伤财，不得人心。我在那里跟一些领导议了议，采取了一点措施…”

“听说内蒙有些地方在搞包产到户。”不知谁插言。周惠不动声色，也不置可否，继续讲自己的。

“‘文化大革命’得了伤寒症，民不聊生，现在是吃了点药，刚发出点汗，事情很明显：谁能比种地的人更懂种地？我们有些同志什么都要管，结果是什么也不管，连农民的死活都不管。我是管不了哟，我只好放手叫农民去自谋生路，自己救自己。老百姓是愿意的，他们有办法自谋生路。现在刚刚春暖，刚刚出点汗，可不能再来刮西北风”周惠讲到这里，情绪已经起伏难耐，冲着前排的政治局常委们几乎是呼唤：“刚出点汗就来风寒，把汗顶回去就要出人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向前，这是我们对中央的期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整将发言虽然含蓄，却是意思明确，态度恳切。常委们互相看看，颇有些动容…

“为民请命又一次吧。”周惠这样评价自己上午的发言，不无满意地经过长廊，走进小会议室，见李先念与姚依林等人正在聊什么，走到旁边沙发坐下。

李先念望来一眼，忽然抬起右手指过这边：

“妈个×的，周惠，你怎么把多少亿都不要”

周惠被骂得一怔，很快便明白是怎么回事。

内蒙古农民苦，许多地方的农民一年到头喝糊糊，有道是“糊糊还不如马尿稠”穷困至此，还须为发展工业作贡献。区里农机厂生产了产品必须有市场，但农民买不起。内蒙的农民喝糊糊，有的农民一年四季就是一身光板羊皮袄，冬天毛冲里穿，夏天毛冲外穿。这样的农民还有什么购买力？为了“发展工业”只好由银行给农民贷款，这些款不能到农民手中，而是直接给了农机厂，而农民到手的只是农机厂的“产品”周惠曾被愤怒的农民领去参观这些“支援农业”的农机具，千真万确是一堆废铜烂铁。

这是颇具特色的工人与农民兄弟间的矛盾，并且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锅里就是那么点饭，工人多吃几口，农民就得再勒勒裤腰带。

没用的废铜烂铁以贷款形式给了农民，这是变相的剥夺或叫“转嫁危机”结果，农民债台高筑，根本还不起。周惠算了算，这种债款有几个亿，在可预见的未来，根本没有一点偿还的可能。

有人提议免了农民的债。说既然没有偿还的任何可能，压在农民头上，除了影响生产积极性，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索性免掉还可让农民喘口气，提高信心，增加生产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