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说：“君所怕的是一直到死而名不被称述。”贾谊说：“贪财的人为财而死，重义轻生的人为名而献，矜夸而贪图权势的人为争权而丧生，平民百姓则贪生而恶死。”《易经》上说：“同样明亮的东西，就会相互映照，同属一类的事，自然相互应。”“彩云随着龙飞腾，谷风随着虎啸而兴起，圣人述作，才使万本来的面目显来。”伯夷、叔齐虽然有贤德，只有得到孔的称赞，名声才愈加显赫。颜渊专心好学，也只是因为追随孔，他的德行才更加显著。岩居的隐士，或名声晓达，或湮没无闻，有时也是这样的，像这样的人如果名声埋没得不到称扬，多么可惜啊！穷乡僻壤的士人要砥励德行，树立名声，如果不依*德隆望尊的人，怎么能扬名后世呢！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蓄设问，不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的史料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周粟，采薇而，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节的崇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慨。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周粟是背转历史大的。所以，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孔说：“思想不一致的人，不能相互商量。”也只有各人着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他又说：“假如富贵是可以寻求得到的话，即使作个卑*的赶车人，我也愿去；假如寻求不到，那还是依照自己的好去。”“到了严寒季节，才知松柏是最后凋谢的。”整个社会混污浊的时候，品行洁的人才会显来。这难不是因为有的人把富贵安乐看得那么重，才显得另一些人把富贵安乐看得那么轻吗？

有人说：“天是没有偏私的，总是经常帮助好人。”像伯夷、叔齐应该说是好人呢，还是不该说是好人呢？他们如此地积累仁德，保持洁的品行，却终于饿死！再说，孔七十名得意的学生里，只有颜渊被推重为好学，然而颜渊总是穷困缠，连劣的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死去了。天对好人的报偿又是怎样的呢？盗跖成天杀无辜的人，烤人的心肝当吃，凶残放纵，聚集党徒几千人在天下横行，竟然长寿而终。这是遵循的什么德呢？这是极大而又显著的事啊。至于说到近代，那些不走正路、专门违法犯禁的人，却能终生安逸享乐，过着富裕优厚的生活，世世代代都不断绝。而有的人，选好地方才肯迈步，适宜的机会才肯说话，走路，不敢经由小路，不是公正的事决不发愤去，像这样小心审慎而遭祸灾的人，数都数不过来。我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谓天，那么这是天呢，不是天呢？

下都归顺了周朝，可是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耻辱的事情，他们持仁义，不吃周朝的粮，隐居在首山上，*采摘野菜充饥。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那歌辞是：“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里的薇菜。以暴臣换暴君啊，竟认识不到那是错误。神农、虞、夏的太平盛世转消失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唉呀，只有死啊，命运是这样的不济！”于是饿死在首山。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比照；以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正义的人比照，指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

从这首诗看来，他们是怨恨还是不怨恨呢？

本文写作独特。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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