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大风夹着暴雨，扑天盖地而至，直刮得廊瓦横飞，左右人都惊慌奔走。平公害怕起来，伏身躲在廊屋之间。晋国于是大旱三年，寸草不生。

听乐曲或遇吉或遇凶。乐曲是不能随意演奏的。

太史公说：上古时的贤明帝王奏乐，不是为了自己心中快乐欢娱，恣情肆欲，快意于一时。端正教化的人都是从音做起的，音正行为自正。所以音乐，是用来激动血脉，交流精神、调和、端正人心的。宫声可以激动脾脏并调和、端正心性中的一个圣字，商声可以激动肺脏并调和、端正心性中的一个义字，角声可以激动肝脏并调和、端正心性中的一个仁字，徵声可以激动心脏并调和、端正心性中的一个礼字，羽声可以激动肾脏并调和、端正心性中的一个智字。所以说乐对内用来辅助正派的心性，而对外用来区分贵贱；对上用来奉事宗庙，对下用来改变黎民百姓的品性风貌。琴身长八尺一寸，这个数字是度数中的元数。琴弦中最粗大的一根是宫弦，位居所有弦的中央，是弦中的君主。商弦布置在它右侧的旁边，其他各弦也都按粗细长短的次序排列，不相杂乱，这样君臣的地位也就端正了。所以听宫声，使人品性温和宽舒而且广大；听商声，使人品性端方正直而且好义；听角声，使人有恻隐之心并且能够爱人；听徵音，使人乐于行善并且爱好施舍；听羽声，使人讲究整洁规矩并且爱好礼节。礼是通过一些规定从外部对人起作用的，乐却是从人心中产生。所以君子片刻也不能离开礼，片刻离开礼就会有暴横轻漫的行为充分表现于外；也不可片刻离开乐，片刻离开乐就会有奸邪的行为从心中大量产生出来。所以乐和音，是君子用来修养义心的。古时候，天子诸侯听钟磬乐声而钟磬从不离开庭院，卿大夫听琴瑟的乐声而琴瑟从不离开身边，这是为了修养行义的品格，防止淫佚的。淫佚的产生是从无礼开始的，所以贤圣的帝王务使人的耳朵只听雅颂的乐声，眼睛只看表现威仪的礼节，脚步行止只表现出恭敬的容貌，口中只谈仁义的道理。这样君子终日言谈，不正当的东西也没有机会侵入。

解析

什么是乐？《正义》认为“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岁有万物成熟，…咸谓之乐”意思是，凡自然界中事物的一切差异与活谐，通通叫做乐。这与前篇礼的定义一样，是后世儒者故弄玄虚，非司马迁书的本意。司马迁所说的乐与如今所说的音乐之乐大致是相通的，它包括歌、舞和有关的器具(乐器和舞具)三部分；还认为乐是由于客观事物被人感知以后产生的，这也是正确的。但也有所不同，首先，他把乐与音、声做了严格区分，认为心感于物而动，产生声；声与声相感应，发生有规律的变化，叫做音；人因音而生欢乐，甚至翩翩而舞，都叫做乐。所以他说：“乐(yuè，去声月)者，乐(lè，去声勒)也”就是说，只有使人欢乐的音乐才是司马迁所说的乐(yuè)。而且，这种欢乐不是人情的自然流露，而是受着一定意识形态的制约，符合这种意识形态的，虽无可乐(lè)也是乐(yuè)，否则，纵能使内心喜乐也不是乐(yuè)。因此又说：“乐者，所以导乐(lè)也”，是指导人心欢乐的一种规范。在“魏文侯”章中，把令人昏昏欲睡、毫无乐趣的古乐称为德音，认为是典型的乐，而令人乐不知疲的郑、卫、齐、宋等国的音乐只说是“溺音”，(即今所谓靡靡之音)，就是这个缘故。

司马迁之前对乐的认识并不是统一的。《吕乐春秋》就说，道生万物，万物凡有形体者满足和、适两个条件就能发声，有声就能成乐，意识形态的条件被完全排除了，把乐分成大乐、侈乐、古乐等名目，认为“亡国戮民非无乐(yuè)也，其乐(yuè)不乐(lè)”这与乐书说的“乐者，乐也”的定义截然不同。

《史记·乐书》分作四个部分，前七个自然段(划分自然段的标准是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中凡另起行者为一段，惟回答部分，一问一答为一段)是司马迁的总论；8－49段是详论，与《礼记·乐记》中的文字大体相同；50－55段是褚先生的评论误入正文者；56段“太史公曰”以后的文字是结尾，为司马迁的评论。第二部分是全篇重点。《礼记·乐记》孔颖达的序文说，古乐书在周末时散失了，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与诸儒生采集周官及诸子书中有关乐事者，撰成《乐记》24卷，到汉成帝时刘向校书得23卷，且与流传者有所不同。《礼记》截取其中11卷合为一篇，名《乐记》，其余12卷渐次失传，只有卷名保留在刘向《别录》之中。《礼记·乐记》郑玄序所列篇目与《别录》相同，显系录自《别录》，而《礼记·乐记》中的篇目次第又与郑序不同。按《正义》所说，《礼记·乐记》是公孙尼子所撰，《史记》缺《乐书》篇，褚先生取公孙尼子文而升降颠倒其篇次以补之。以《乐书》与今传十三经本《礼记·乐记》比较，除篇次不同外，相异处尚有171字，部分是语词、虚字有繁简，其余多半是古今字之不同，仅此即可知《乐书》所据本比《礼记·乐记》更为古远。再以《礼记·乐记》中的内容与郑序中的篇目名对照，推想《别录》见到的《乐记》，即刘德及诸儒生所撰的《乐记》的情况，以与《乐书》相比较，二者的不同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