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知汉阳军吴处厚言：“蔡确昨谪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尝游车盖亭，赋诗十章，内二章讥讪尤甚。”奏至，左司谏吴安诗首闻其事，即弹论之；梁焘、范祖禹、王岩叟、刘安世等，交章乞正确罪。壬子，诏令确具析闻奏，仍委知安州钱景阳缴进确元题诗本。

始，确尝从处厚学赋，及作相，与处厚有隙。王珪欲除处厚馆职，为确所沮，处厚由是恨确，故笺释其诗上之。士大夫固多疾确，然亦由此畏恶处厚云。

辽主猎于北山。

戊午，分经义、诗赋为两科试士，罢明法科。

尚书省请复诗赋，与经义、诗赋为两科试士，又言旧明法最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叙名反正及第进士上，非是，诏从之。凡诗赋进士，于《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论》、《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试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四场。其经义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穀梁》、《仪礼》为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次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次试论、策如诗赋科。并以四场通定高下，而取解额中分之，各占其半。专经者以理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如策论参之。

初，司马光言：“神宗尊用经义、论、策取士，此乃复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先儒，令天下师生讲解。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至是遂罢明法科。

是日，尚书省又言：“大河东流，为中国要险，自大吴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尾将直注北界入海，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诏范百禄、赵君锡条画以闻。百禄言：“臣等按行黄河独流口至界河，又东至海口，熟观河流形势，并缘界河至海口铺砦地分。使臣各称界河未经黄河行流以前，阔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之后，阔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与汉张戎之论正合。自元丰四年河出大吴，势如建瓴，经今八年，冲刷界河两岸，日渐开阔，连底成空，趋海之势甚迅，虽遇泛涨非常，而大吴以上数百里，终无决溢，此乃下流深快之险也。臣等窃谓本朝以来，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趋深走下，湍激奔腾，只有阔深，必无浅淀，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国亦无全失险阻之理，不至上烦圣虑。”

壬戌，弛在京牧地与民。

甲子，辽主以霖雨罢猎。

五月，辛未，以著作郎范祖禹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

祖禹上疏论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劳，万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开导上心，晓然存之于中，庶使异日众说不能惑，小人不能进。

癸酉，以御史中丞李常为兵部尚书，侍御史盛陶为太常少卿；皆坐不论蔡确改官也。

辛巳，知邓州、观文殿学士蔡确责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

时中书舍人彭汝砺密疏救确，大略以“吴处厚开告讦之路，此风不可长”为言；盛陶亦腾章，意与汝砺合。已而安州言确已刮洗诗牌。其明日，确奏亦至，自辨甚悉，汝砺复救解之。论犹未决，梁焘、刘安世言确罪状著明，何待分析，故有是命。汝砺又封还词头，即谒告，会王岩叟当制，遂草词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