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开封府、京城外州府的长官升堂理事，都有衙役在前引路吆喝。本朝制度规定，在禁之中只有三官员可以吆喝通告：宰相到中书省时通告，翰林学士到翰林院时通告，御史到朝堂时通告。吆喝通告时都用穿红衣的役吏，称作“三告官”在官员所经过的地方，门吏用杖敲地以警示众人，称作“打杖”对两府、亲王，要从殿门一直打到本司或上的地方；宣徽使打于宣徽院；三司使、开封府尹打于各自的官署。近年来，寺监长官也要打杖吆喝，这不合过去的规矩。以前宰相上朝，也有经皇帝特许，张华盖、打杖的，那是临时的指令。手持丝梢鞭，要三司副使以上官员才可以；副使只可乘紫丝座跟随内。允许仪仗队长手持旧杖，得是待制以上的官员才可以。近年来寺监长官也持藤杖，这不合过去的制度。文武百官的仪仗规则，除记律令以外，各家所作的记载，还是有遗漏。所记尽很琐细，却也是一个时期用于礼仪的。

事实不是这样。旧时制度，宗室弟没有升迁官阶的法规，只有遇到很少举行的盛大庆典，才普遍升迁一级。景祐年间，初次制定在南郊合祭天地时以太祖、太宗、真宗一起享的制度，宗室借此大典礼请求推恩迁官，因而让诸王教授刁约起草表章报告皇上。事后刁约拜见宰相王沂公（曾），沂公问日前宗室请求迁官的表章是谁起草的。刁约一时猜不透他的意思，就回答说不知。回来后刁约想这事，怕事情被追查后会造成窘迫且将得罪，于是又到宰相府拜见沂公。沂公还像上次那样问他，刁约更加恐慌，不敢再隐瞒，遂如实回答。沂公说：“没有其他意思，只是喜这表章的文词。”并再三给以表扬。然后又慢慢说：“已得皇上旨意另行安排，隔几天就会有政府的指令。”自此遂有宗室授予南班官的成例。皇帝的近亲从开始除授位次低的将军，凡经七次升迁，即升至节度使，于是成为固定的制度。宗室诸人用上千匹细绢答谢刁约，刁约推辞不敢接受。我和刁约有亲戚故旧关系，他曾示当时所上表章的草稿给我看过。

太宗命创方团毬带赏赐两府的文臣。后来枢密使兼侍中张耆、王贻永都受到特赐，李用和、曹郡王都因为是元舅而受到赏赐，近年宣徽使王君贶因为年德昭而受特赐。这些都是于特别的礼遇，并非定例。近年京城人士穿着官服乘时，用浅黑的衣服蒙在官服外，称为“凉衫”，也是古代遗传下来的法。这浅黑的衣服就是《仪礼》中的“朝服加景”，只是不知古人“景”的式样、颜是怎样的。

朝廷赐予臣下“功臣”的名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时。从那以后，各藩镇长官以至其僚属从事和参军，凡是资历的，都援例赐以“功臣”之号。本朝只以“功臣”名号赐予将相大臣。熙宁年间，因制度要加皇帝尊号，宰相率领同事诸大臣当面请示再三，神宗始终不答应，并说：“这名号如同你们的‘功臣’之号，对一个人的名实又有何补益？”其时吴正宪为宰相第一人，于是请求取消已赐给他的“功臣”之号，神宗答应了。自此群臣相继请求撤销“功臣”名号，遂不再赐予。

都堂及寺观百官会集时的座次，多于临时安排。唐代以前的旧制都无法查考了，唯有颜真卿写给左仆定襄郡王郭英义的一封书信说：“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的座位在其次，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的座次在他们对面。自古以来，未曾错。”这段话大略现了当时的旧制，今天抄录在这里，以弥补记载的遗漏。

掌内外制的学士和知制诰凡是起草任命官员的制书，只要被任命的是给谏、待制等五品以上的官员，起草者就都有笔。太宗时曾确定笔的钱数，命刻于碑石上立在舍人院，每任命官员就文书督促发放，供职舍人院的官员以至吏人和夫都有分沾。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内外制官员都增加了添支钱，遂罢去笔的钱。

唐代制度，官品不够而以其他官职暂时代理或兼任的官员，称为直官，例如许敬宗任直记室就属此类。我朝学士、舍人都设置直院。熙宁年间，重新设置直舍人院、直学士院，只是以资历浅的人来任职，其实是正官，而非直官。熙宁六年，舍人都被贬官撤职，阁中无人，于是让章衡权知制诰，但不授予其直院之职，因为他是暂时兼职。古代的兼职官员，多数是暂时兼任，如有长期兼任者，就相当于正官。我家藏有《海陵王墓志》，谢朓撰写的，他落款的官衔称“兼中书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