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解决，于是就任意乱来以求得成功。但以乱来而取得的成功，也不足以改变所遭受的责难和非议；如果乱来而使事情没有成功，那就会使自己身败名裂。所以要谨慎地对待行善和谨慎地对待行恶，如能明白这点，就离“道”不远了。

天下并不是没有诚实的人，但面临分配钱财、货物时就一定要用筹码来确定份额，因为人们总认为人心公平总不如无心客观的筹码来得公平。天下并不是没有廉洁的人，但看管重宝的人总将门窗关好，并加上密封条，因为人们总认为人不管怎样廉洁总不如原本就没有物欲的门窗封条来得廉洁。别人如指出这人就毛病，这人就会怨恨人家，但镜子如能清楚地照出这人的毛病，这人就会认为这镜子是一面好镜子。人如果在和外物接触时能像对待镜子的态度一样不掺杂一丝一毫的私心成见，那就能免却很多麻烦。公孙龙善于辩说而扰乱了名实关系，邓析辩说乖巧而搞乱了法律问题，苏秦善于游说而丧身。所以遵循“道”，那么就不会张扬特长；遵循“理”，那么巧诈就不会显示。所以，用巧诈来斗力的，常常是始于善、终于恶；以智慧来治国的，常常是始于治、终于乱。让水往低处流，你不用干涉它，它就能做到。但要使水激扬而往上喷涌，不用机械、巧妙的技术是做不到的。所以也说明一旦文采、花头花脑的东西占上风，那么质朴也就被掩盖了；奸邪机巧被施用，那么正直也就被阻塞了。

德可以用来自我修养，而不能用来使人暴虐；道可以用来治理自身，而不能用来使人昏乱。即使有做圣贤的资质，但如没遇上残暴动乱的世道，道与德也只能用来保全自身，而不能靠它们称霸称王。汤、武之所以能称王天下，是因为碰上了桀、纣的残暴。桀、纣不是因为汤、武的贤圣而残暴的，汤、武倒是碰上了桀、纣的暴政才称王的。所以即使是圣贤，也必须等待一定的机遇才行。机遇就是指遇到时机能把握它，这不是靠智能的追求所能做到的。君子修行而不谋求善名，施舍而不张扬仁爱，所以做到士人行善而不知“善”是从哪里来的，民众得到了利而不知“利”从何处出的，所以是“无为而自治”反过来说，谋求善名就容易导致士人们争夺名声，知道“利”之本源就容易引起民众间争夺功劳；争名夺利的风气一旦形成，就是有贤明的君王也是不容易治理好社会的。所以明白这种道理的君王大多是行善不留痕迹、施仁不留名声。

对外交好以求得援助，事奉大国以求得安定，不如将国内的事治理好以待时机到来。大凡侍奉别国，不是送去珍宝钱财，就是对人家低三下四。用珍宝钱财侍奉别国，就是将钱财耗尽也未必使人家的欲望得到满足；低三下四、态度谦卑、好话说尽也未必能和别国建立友好关系；就是签订条约、立誓结盟，但说不定哪一天毁约撕盟。即使只拿出极少的钱财侍奉别国，但如果自身没有可依赖的基础，也还是不足以保全自己的。如果放弃对外交结的策略，一心一意治理好国内的事务，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挖掘土地潜力，增加国家积累，勉励人民不怕牺牲以巩固城防，上下一心，君臣同一志向，团结广大民众保卫社稷国家，人民效死力也不离弃，那么想张扬名誉的不必去讨伐没有罪过的国家，想获得利益的不必去攻打难以取胜的对手，这才是保全国家的较好方式。

人民有了前进的道路便会一齐走在这道路上，有了法规就会一同遵守。当然单靠义理不能使人民牢固地团结在一起，同样单凭威势也不能使人民紧密地集聚在一起，所以要设立君王来使民心统一。君王掌握“一”就能治理好天下，如没有常规天下就大乱。君王治理国家之道，不是靠有所作为，而是靠无为。那么，什么是“无为”？即是聪明的人不借用权位来生事，勇武的人不凭靠权势来施暴，仁慈的人不利用地位来施恩惠，这些可以称为“无为”做到这种“无为”，就算得到“一”“一”是万物的根本，所向无敌的法宝。大凡人的禀性是年轻时浮躁妄为，年壮时凶狠逞强，而到年长就追求起私利钱财来。这可说人一生中是经历多次性格改变，又何况一个君主多次改更法令、一个国家多次更换君主呢！每人都是从自己的地位立场出发来表达自己的爱憎，这种爱憎观因社会的错综复杂而变得五花八门，是难以一一理顺清楚的，所以君王失去了“一”就会乱套，这种乱套比没有君主时的混乱更厉害。因此，《诗经》上这样说：“不出差错，不忘过去，按照老规矩行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