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这情况就不同了，筏上的人有的会喊那船上的人赶快撑开，避免相撞，有的会叫那船上的人往一边靠，让出河道来，如那船上的人毫无反应，这时筏上的人必定会骂出难听的话来。这前一种情况无处发怒，后一种情况发怒谩骂，这是因为前一种情况是空船，后一种情况是船上有人。那么现在设想人如果虚无缥缈地在世上遨游，又有谁能诋毁他？

放弃道而依靠智慧那是危险的，抛弃术数而单凭才能是会窘迫的；所以，只有因欲念多而灭亡的，没有因无欲而危险的；只有以欲治国而乱天下的，没有因守常道而亡天下的。因此，智慧不足以免除祸患，愚蠢倒不足以致使失去安宁。持守本分，遵循事理，失去了不忧虑，得到了不兴奋。所以成功并不是所要做的，获得并不是所追求的，收入的只是接受而不是索取，付出的只是施授而不求回予；万物因春天而生长，随秋天而死亡，所生育的万物不因此而感激春天的恩德，所死亡的万物不因此而怨恨秋天的刑杀，这就接近“道”了。

圣人不做那些能让人非议的事，但不憎恨他人对自己的非议；修养值得赞誉的品德，但不要求他人对自己的赞誉；他不能使祸不来到，但相信自己是不会去惹祸的；他不能使福必定会降临，但相信自己也不至于会排斥降临的福。灾祸的产生，不是他招惹产生的，所以陷入困境也不忧虑；幸福的降临，不是他刻意追求得到的，所以即使顺利、显达也不自傲。知道祸福的临界不在于本人，所以能悠闲自在快乐生活，无所作为地处置各种事情。圣人是守着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正去追求他尚未得到的东西。如果去追求尚未得到的那一份，就有可能连原有的那一份也会失去；保持着已有的一份，那么所希望的东西自然会来到。所以用兵打仗就是这样，先做出不能打赢的样子，以等待可战胜敌人的机会；治国也是这样，首先要做出不想夺取他国的姿态，然后等待敌国可被夺取的机会。舜在历山修养德行，天下所有的人都被他感化归顺，周文王在岐周修养德行，天下风气随之被他改变。如果舜只顾追求天下的利益而忘掉修养德性，那么连他自身都难以保住，哪还会有尺寸的地盘可占有！所以，当天下未必不乱时而去人为治理，必定是危险的；当品行还招非议时而急于去追求名声，一定是要受到挫折的。什么是“福”，没有祸就是最大的幸福；什么是“利”，不丧失既得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有为”这个东西，常常导致不是有益而是有损，不是成功而是毁坏，不是有利而是有害，都充满着危险，如果按“有为”去做的人也会危亡。所以秦穆公战胜西戎但却在崤山败于晋军之手，楚昭王战胜中原诸国却在栢莒被吴国打败。因此“道”是不能用来规劝那些追逐名利者的，而倒可以安宁那些想避害躲祸者的。所以，应当是崇尚无祸而不是崇尚有福；应当是崇尚无罪而不是崇尚有功。

圣人没有思虑，没有储备。对到来的他不迎接，对离开的他不送别。人们处东南西北，而他却独个站在中央。所以他能在大家都曲膝的环境之中不丧失他的正直；他能在大家都随流的趋势之下不偏离他的立足点。所以不有意显美为善，不有意掩避丑陋，只是遵循着天道自然；他不首先创造，不独断专行，只是遵循自然之理；他不预先策划，不错失时机，与自然天道和合；不求获得，不辞让幸福，只是顺从自然法则。他不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也不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使内没有意外的祸害，外没有意外的福利。祸福都不产生，哪会有人来伤害你！行善事则引起人们的注意，做坏事则引起人们的非议；在人们的注意中必定会有责备的言论，而人们的非议一多必定会产生祸患。所以道术是不能用来进取求得功名的，而只可以用来隐退修身的；不能用来获取利益的，而只能凭它来避害的。所以圣人是不用品行去求功名的，不靠智慧去获取赞誉的；他是遵随自然，不加干预。思虑不胜术数，行为不胜“德”，行事不胜“道”做事有不成功的，追求有得不到的。有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而“道”无处不通，与“道”争抗争则凶险。所以《诗经》上说“无知无觉，顺随天的法则”有智慧而无所作为，与无智慧的人“道”相同；有才能而无所作为，与无才能的人“德”一样。这样的“智者”，呼喊他他才过来，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活动；这样的“能人”，指使他他才来到，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行动。有智慧就像无智慧，有能耐好像无能耐“道”理就是这样。所以尽管功盖天下，却从不夸耀自己的美德；恩泽传及后代，却从不拥有名声。所以是“道”的理通达了，人为做作的事就灭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