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不察臣之功劳，誉众者，则赏之；不审其罪过，毁众者，则罚之。如此者，则邪臣无功而得赏，忠正无罪而有罚。故功多而无赏，则臣不务尽力：行正而有罚，则贤圣无从竭能；行货财而得爵禄，则污辱之人在官；寄托之人不肖而位尊，则民倍公法而趋有势。如此，则悫愿之人失其职，而廉洁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

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不生；暴慢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群臣并，策之以数，则私无所立。故《明法》曰：“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主无术数，则群臣易欺之；国无明法，则百姓轻为非。是故邪之人用国事，则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则人为之视听者多矣。虽有大义，主无从知之。故《明法》曰：“佼众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其蔽主多矣。”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势也。故威势在下，则主制于臣；威势在上，则臣制于主。夫蔽主者，非其门守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不得者，失其威势也。故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法政独于主，则天下服德。故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法政于臣则民不听。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臣共，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故《明法》曰：“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法术，日夜佐主明于度数之理，以治天下者也。邪之臣知法术明之必治也，治则臣困而法术之士显。是故邪之所务事者，使法无明，主无悟，而己得所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则邪之臣困伤矣，是方正之与邪不两之势也。邪在主之侧者，不能勿恶也。唯恶之，则必候主间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则忠臣无罪而困死，臣无功而富贵。故《明法》曰：“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权衡者，所以起轻重之数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恶利也，权不能为之多少其数，而衡不能为之轻重其量也。人知事权衡之无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则官不得枉法，吏不得为私。民知事吏之无益，故财货不行于吏，权衡平正而待，故诈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臣之败其主也，积渐积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则相为候望于主，下则买誉于民。誉其党而使主尊之，毁不誉者而使主废之。其所利害者，主听而行之，如此，则群臣皆忘主而趋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为慝，是故忘主私佼，以其誉。”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无私，则臣不得其利焉。此臣之所务伤也。人主不参验其罪过，以无实之言诛之，则臣不能无事贵重而求推誉，以避刑罚而受禄赏焉。故《明法》曰：“喜赏恶罚之人，离公而行私术矣。”

富贵尊显，久有天下，人主莫不也。令行禁止，海内无敌，人主莫不也。蔽欺侵凌，人主

尺寸寻丈者，所以得长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长，则万举而万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虽富贵众，不为益长；虽贫贱卑辱，不为损短。公平而无所偏，故诈之人不能误也。故《明法》曰：“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国之所以者，废事情而任非誉也。故明主之听也，言者责之以其实，誉人者试之以其官。言而无实者，诛；吏而官者，诛。是故虚言不敢，不肖者不敢受官。主则不然，听言而不督其实，故群臣以虚誉其党；任官而不责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如此则群臣相推以名，相假以功伐，务多其佼而不为主用。故《明法》曰：“主释法以誉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