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百姓住在他们乐于居住的地方，使他们从事有利于自的工作，奖励他们所赞成的事情，惩罚他们所厌恶的行为，保证百姓的余财不被剥夺，并致力于百姓不受刑罚。使百姓不受刑罚，是持有罪必罚的结果；百姓有受刑现象，才是没有持有罪必罚造成的。从有刑到无刑，能到法律简易而人民得到保全；从无刑到有刑，法律就将烦琐而恶人反会增多。先易者后难，先难而后易，万事都是如此。明君懂得这个理，所以，该罚的绝不赦免，该赏的绝不拖延，这不是因为君主喜赏赐和乐于杀人，而是要为百姓兴利除害的缘故。对于养老扶幼，保全万民来说，没有比这更可贵的了。

一切治的源，都从上面开始。所以，善治

不废法才能好国家。法，是天下的仪表，是用来解除疑难而判明是非的，是与百姓生命攸关的。所以明君对于法非常慎重，绝不为亲故权贵而改变法律，他的官吏也就不敢利用长官权威破坏法令，百姓也就不敢利用珠宝贿赂犯禁律。这样。君主把法律看得比亲贵还尊严，官吏就把行令看得比敬师还严肃，百姓也就把接受政教看得比祭祀祖先还要神圣。这样，法虽然建立起来，实际上并不需要动用；刑罚虽然确立，实际上并不需要执行。如果赏功制度不公平，赏给的官位再，肯效力的人也会很少；赦罪尺度不一致，施予的恩德再大，不赞成的人也会很多；举事不合时令，即使把力量用尽，效果也不会好；判刑不合法度，即使人再多，暴也制止不住。公法行事，刑罚重，下边的人也没有怨气；私意行事，赏赐多，战士也不会受到鼓励。执行法令不合理，民众就不会顺从；措施不得当，民众就不能成事。不研习法度，不完善法度，就应当叫作愚人。

民有余。夫叙钧者，所以多寡也；权衡者，所以视重轻也；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

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谋有功者五，一曰视其所，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内必衰也。臣不用，其国可危。二曰视其所憎，厚其货赂，得情可，内情外，其国可知。三曰听其乐，以广其心，遗以竽瑟人，以其内；遗以谄臣文，以蔽其外。外内蔽，可以成败。四曰必亲之，如典之同生。内辩士，使图其计；内勇士，使其气。内人他国，使倍其约，绝其使，拂其意，是必士斗。两国相敌，必承其弊。五曰察其谋，谨其忠臣，揆其所使，令内不信，使有离意。离气不能令，必内自贼。忠臣已死，故政可夺。此五者，谋功之也。

译文

因此，圣明君主的行事，能够俭治室，撙节车驾来充实国家贮备，则国必富而位必尊；能够撙节衣服、抛弃玩好之来加农业生产，则财用必足而地位必然巩固；能够摆脱无益的活动、无益的开支，来行通币行礼的外活动，则盟国必多而关系必然亲睦。至于一般的君主，多半迷恋于质享受，并为此费力心，所以得困顿不堪而国用不足，大者可致亡国，小者也危害自。人的常情是：满足了要求就兴，碰上厌恶之事就忧愁，这是不论地位低的人都如此的。对接近的东西不能不追求，对远离的东西不能不遗忘，人情也莫不如此。然而每个人的好恶不同，各行所好，结局的安危则不一样，这里就区别贤、不肖来了。产有多有少，而人的要求却不能和它吻合；事情有成有败，而人的意愿却不能和它一致；行动有有退，而人的力量却不能和它适应。所以为人行事要保持适中，生活享受要有节制：室足以避燥，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御寒，礼仪足以别贵贱，游乐足以发情，棺椁足以硷朽骨，葬服足以裹尸，坟墓足以作标记就行了。不要搞没有意义的工作，不要无益的事情，这样就意气安定，思想情不受迷惑。思想情不受迷惑则耳目聪明、衣丰足；耳聪目明、衣丰足，就不会彼此争夺，不会互相怨怒，上下可以相亲，用不着动用武力了。所以，克制自，遵行仪法，再加上节约谨慎，即使不会得福，也不至于灾祸临。骄傲奢侈，背离法度，违反常理，即使没有祸害，幸福也不会来临。因此。君一方面要从违背常理的人上记取教训，警惕自己；另一方面又要从努力不足的人上取得借鉴，而自行反省。所以说，荣誉不凭空现，忧患不无故发生，幸福不挑选人家，灾祸不自动找到人的上，就是这个意思。能用自己的亲见闻探察反省，事情就清楚了。

把“禁”字记在心，可以避祸于万里之外。能到以“禁”防“祸”，只有能以自苦乐理解别人的苦乐才行。冬天不洗冰，并不是吝惜冰；夏天不烤火，也不是舍不得火。而是因为这样对不适宜。明主不建造华丽的殿，不是因为他喜简陋的房屋；不听钟鼓之音，也不是因为他讨厌音乐。而是因为这样会伤害农业生产，妨碍教化推行。所以，君主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要求别人；官吏也才能首先好内，然后好外；百姓也才能专心于农业生产而放弃不正当的工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