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崔瑗认为以侯立不以正，知道阎显将失败，想说令废立，而阎显日沈醉，不能见到。于是对长史陈禅道“：中常侍江京、陈达等，得因嬖宠蛊惑先帝，于是使废黜正统，扶立疏孽。少帝即位，发病于庙中，周勃的专权，在此又出现。今想与长史君共同求见，劝将军向太后请求，逮捕江京等人，废少帝，引立济阴王，必会上合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那么将军兄弟传祚于无穷。如拒违天意，久空帝位，那么将因无罪成了大恶。这就是祸福之机，分功之时。”陈禅犹豫不敢听从。遇上北乡侯死掉，孙程立济阴王，这就是顺帝。阎显兄弟都被杀，崔瑗也被排斥。门生苏礻氏全部知道崔瑗的意图，想上书把情况说清，崔瑗听到立刻制止了。当时陈禅作了司隶校尉，召崔瑗。对瑗说：“但听苏礻氏上书，我请替你作证。”崔瑗说：“这好比儿子、小妻在说私房话罢了，希望你不要说出口来。”于是辞归，不再应州郡之命。过了许久，大将军梁商初开幕府，又召崔瑗。自认为再作贵戚的官吏，搞不好又被斥，于是以病固辞。年中举为茂才，授职汲县令。在职时数次谈及时事，替百姓开垦稻田数百顷。在职七年，百姓歌颂他。汉安初年，大司农胡广、少府窦章共荐崔瑗为宿德大儒，从政有功迹，不应久在下位，由此升为济北相。这时李固做太山太守，赞美崔瑗文雅，奉书礼表示殷勤之意。一年多，光禄大夫杜乔为八使，徇行郡国，用贪赃罪奏崔瑗，召到廷尉那里。崔瑗上书自讼，弄清案情放了出来。不久病死了，享年六十六岁。临终时，顾命儿子崔萛道：“人是秉天地之气以生，到了死时，归精于天，还骨于地。哪里不可埋葬形骸，不要归回乡里。那些赠送的物品，祭奠羊猪的，一概不得接受。”崔萛奉了遗命，于是留葬在洛阳。崔瑗文辞水平很高，尤其善于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艺》、七言共五十七篇。他的《南阳文学官志》被称于后世，那些能为文的人都自认为赶不上。崔瑗爱士子，喜宾客，盛修菜肴膳食，尽用美味，不问还剩多少。平日常食蔬食菜羹罢了。家中无甚积蓄，当世认为很清廉。

◆崔萛传，崔萛，宇子真，又名台，字元始。少年时很沉静，喜欢读书。父亲死后，住在墓旁守丧。守丧期满，三公请他出去做官，他都不去。

桓帝初年，皇帝下诏给公卿郡国推举极孝顺和品德好的人。崔萛因病不能参加面试，拜为郎。崔萛对政体很精明，做官的能力很强，写了评论当代政事的意见数十条，题目叫《政论》。针对当时要害，议论很正确，博得当代人的称赞。仲长统说“：所有国君，应抄一遍，作为座右铭。”文章说：“自从尧帝、舜帝、汤王、武王开始，都依靠明哲的臣子去辅佐，博学之士当参谋。所以皋陶写了一篇《谟》而唐虞得以兴旺，伊尹、箕子作了《训》而商周也很兴隆。到了后代的君主，想中兴起来建功立业，何尝不依赖贤哲的臣子去参谋呢？凡天下治理不好，常常由于君主处在太平的日子太久，风俗渐渐衰败而不觉悟，政治渐渐腐化而不悔改，在危乱的环境之中，视而不见。有的人沉醉在私欲中，不管国家大事；有的人好话听不进去，颠倒了是非黑白；有的人在三岔路口徘徊，不知该往哪里走；有的人身边有可信的辅佐，但不让他们开口；有的人看到疏远之臣，因为身份不高而听不进耳，因此王纲弛废在上面，智士忧郁在下面，真可悲叹呀！“从汉朝兴起以来，三百五十多年了。政令蒙受尘土，上下懒惰，风俗凋敝，人多巧伪，百姓议论纷纷，都希望中兴起来就有救了。再说拯救时世的方法，难道一定按尧舜的办法才能治理吗？只要能弥补缺陷，加根顶梁柱把大厦撑持，根据实情对症下药，相体裁衣，总之要把国家放在安宁的境域罢了。所以圣人执掌权衡，针对实际制定对策，步骤有所差别，各有巧妙安排。不强迫人办做不到的事，违背当时急切的需要而追求听来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从前孔子回答国君的问题，都是因人因事而异，他回答叶公的问政，就是要求近者悦而远者来；回答鲁哀公就是“政在选贤”；回答齐景公就是”政在节财”，不是为政之道不同，而是当务之急不同。因此，刚接受天命为君的人，每每有些独到的规定，中兴的国王，也要纠正当时的失误。古时盘庚想中兴商朝，把国都从耿迁到亳；周穆王有过失，让甫侯修正刑法。可是有些俗人拘泥于古文字记载，不懂得通权达变，听信奇特的新闻，忽略眼前的实际，怎么能和他们议论国家的大事呢！所以谈政事的，虽然听起来好像符合圣德，但实际上行不通。为什么呢？那班顽固的人对于当时情况完全不了解，习惯走老路。不知怎样安享其成，怎能考虑开创新局面，只是照老章程办事而已。那些通达的人有的夸耀自己，嫉妒别人，不愿与政见不同的人合作，写起文章来洋洋洒洒，表达其含义，可是少数派毕竟寡不敌众，最终还是被抛弃。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