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信之，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君主的名声尊贵，拥有广阔的土地，最后达到称王天下，什么缘故呢？名望低微，土地面积减少，甚至最后灭亡，又是什么原因呢？是因战败了。没有打胜仗而不称王天下，没有打败仗而不灭亡的国家，这是古今也未曾有过的事。民众作战勇敢，打仗就会获胜，反之则会失败。能让民众专心作战的君主，民众打仗就勇敢；不能使民众专心作战的君主，民众打仗就不勇敢。圣明的君主看见称王天下的功业只能在战功中获得，所以要求全国的民众当兵。走一个国家，观察这个国家的治理方法，军队被充分运用国家就大。凭什么知民众被君主使用了呢？那就是民众看见打仗，就像饥饿的狼看见了一样，那么民众就被使用了。

译文

国家或者是治

国家治理混，不是因为它的法度混，也不是因为法度被废弃不用。国家都有法律，但却没有让法律一定实行的办法。国家虽有禁止邪恶犯罪，对盗贼以刑法的法令，但却没有使邪恶、盗贼一定能捕获的办法。作邪恶之事、偷盗的人要死刑，可是犯、偷盗的现象却不断发生，这是由于了坏事不一定能被抓住。就是一定能抓住却仍有邪恶、偷盗的事发生，这是因为刑法轻的原因。刑法轻，不能成功地治犯罪；假如能捕获，受刑罚治的人就多。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只罚不守法的人，不奖赏善良而守法的民众，因此，不用刑罚民众也善良守法。是因为刑罚重了。刑罚重，民众不敢犯刑法，因此也就没有刑罚；民众没有谁敢不该的事，这时全国的民众都守法。因此，不奖赏守法的良善人而民众都善良。不可以奖赏善良的人，就像不能奖赏盗贼一样。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像跖一样的人变得诚实可信，而何况像伯夷这样的人了？不会治理国家的人，即使是像伯夷一样的洁之士也可疑，更何况跖了？假如形势使人不能坏事，即使是跖一样的人也可以信赖；假如形势能让人坏事，即使是伯夷一样的洁的人也可疑。

一般来说，战争是民众讨厌的东西，能让民众喜去打仗的君主就称王天下。大国家的民众，父亲送他的儿去当兵，哥哥送他的弟弟去当兵，妻送她的丈夫去当兵，他们都说：‘不能得到敌人的首级不要回来！’又说：‘不遵守法律，违抗了命令，你死，我也得死，乡里会治我们的罪，军队中又没有地方逃，就是跑回家，我们要搬迁也没有地方可去。’军队的理办法是将五个人编成一伍，实行连坐，用标记来区分他们，用军令来束缚他们。逃走了也没有地方居住，失败了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三军的将士听众军令就像一样，就是战死也不掉转脚跟向后退。”

过去昊英氏统治的时代，让民众砍树捕杀野兽，那是因为当时民众少而树、野兽多。黄帝治理天下时不让人们捕杀幼小的野兽，不让人们吃鸟，官吏没有供自己使唤的仆，死了不能用棺材埋葬。昊英、黄帝的事不一样，却都称王于天下，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神农治理天下时，男人耕而使人有饭吃，女人织布让我们有衣裳穿；不使用刑法和政令而天下安定，不用军队就能称王天下。神农死了，人们开始以凌弱，靠人多势重欺压人数少的氏族，因此黄帝制定了关于君臣和上下级之间的德准则，父、，兄弟间的礼仪，夫妻之间的婚原则，对内使用刑罚，对外用军队征伐，同样是因为时代变了。由此看来神农并不是比黄帝明，可是他的名声却很，这是因为他顺应了时代变化。因此用战争消灭战争，虽然行战争也是可以的；用杀人消除杀人，虽然杀了人也是可以的；用刑罚消灭刑罚，虽然加重刑事罚也是可以的。

过去能控制天下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能够战胜敌的人也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因此制服民众的本在于控制民众，就像冶炼工人对黄金冶炼的控制，制陶工人对泥土的使用一样，这个本不固那民众就像飞鸟和野兽，有谁能控制他们呢？治理民众的本方式是实行法治。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是用法律来遏制民众，而名声和土地就都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