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二）

总之，《诗经》的作者运用“比”、“兴”方法，是对事行了全面观察。作者的思想和比拟的事，虽像胡越两地相距极远，但应使它们像肝胆一样密结合。比拟事的外貌，要摄取其神实质，这是写作中必须努力争取的。把形形的事写诗篇，就汇合成滔滔奔的。

；其中包着风、赋、比、兴、雅、颂六项。在亨作《诗训诂传》时，特别提“兴”来；岂不是因为《诗经》兼用赋、比、兴三方法“赋”乃直陈“比”为明喻，而“兴”却隐约难懂吗？所以“比”是比附事理的，而“兴”是引起情的。比附事理的，要照双方相同来说明事；引起情的，要依据事微妙来寄托意义。由于引起情，所以“兴”才能成立；由于比附事理，所以“比”才能产生。用比的方法，是作者因内心的积愤而有所指斥；用“兴”的方法，是作者以委婉譬喻来寄托讽刺。为了适应不同场合的不同意义，所以《诗经》作者的情志就有两表现方法。

试看用“兴”来寄托讽喻，常常是婉转而善于表达；表面上说的是小事，但譬喻的意义却很广泛。例如《诗经》中的《周南-关雎》所说的雎鸠是雌雄有别的鸟，所以用作引起周王后妃的“兴”；《召南-鹊巢》所说的鸤鸠有贞静专一的品德，所以用作引起诸侯的夫人的“兴”既然有取于贞静，那就不在乎是否平凡的飞禽；同样，既然取其雌雄有别，自然不是否健猛的鸟。这些诗句虽然明确，但表达得不够明显，所以还有待于注解来发挥。至于“比”是什么呢？那是描写事来比附某意义，用鲜明的形貌来说明事理。例如《诗经》中的《卫风-淇奥》以金和锡来比喻德，《大雅-卷阿》以名贵的玉来比喻贤人，《小雅-小宛》以蜂育螟蛉来比喻教养后辈，《大雅-》以蝉叫比喻酒后喧哗，《邶风-柏舟》以衣服未洗来比喻心情忧郁，又以心非床席可卷来比喻立志不变：这些相切合的形象，就是“比”的方法。还有《曹风-蜉蝣》说“麻衣洁白如雪”；《郑风-大叔于田》说“驾在车两旁的，走起来像舞蹈一般”：这些也都是“比”一类的。后来楚顷襄王听信坏人的挑拨，屈原却忠君国，他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而写作《离》，其中讽刺是兼用“比”、“兴”两方法的。汉代文风虽盛，但作家们却卑躬屈节，所以《诗经》讽刺的传统中断，而“兴”的表现方法也就不存在了。这时赋和颂很兴盛“比”的运用风起云涌，越来越多，和过去的法则不一样了。

“比”的方法，在譬喻上没有一定：或者比声音，或者比形貌，或者比心情，或者比事。宋玉《唐赋》说：“风细枝，发悲声，好像竽似的。”这是比声音的例。枚乘《菟园赋》说：“众鸟飞得极快，好像白云中几尘埃。”这是比形貌的例。贾谊《鵩鸟赋》说：“灾祸和幸福的互相联系，同绳索绞在一起有什么区别？”这是以事比理的例。王褒《箫赋》说：“箫声柔婉泽，好像慈父抚育儿似的。”这是以声音比心情的例。《长笛赋》说：“音节繁多而连续，好像范雎、蔡泽的游说。”这是以声音比辩论的例。张衡《南都赋》说：“开始了郑国的舞蹈，好像剥茧丝似的。”这是以事比舞姿的例。诸如此类，辞赋里很多。作者天天用“比”的方法，久而久之就忘记了“兴”；他们习惯于次要的，而抛弃了主要的，所以作品便不及周代。至于扬雄、班固诸人，以及曹植、刘桢以后的作家们，描写山云霞，无不运用“比”的方法来施展文采；其所以能写得动人，主要依靠这方法取得成功。又如潘岳《萤火赋》说：“萤光好像沙中金粒似地闪烁。”张翰《杂诗》说：“青枝好像聚集着翠鸟的羽。”这也是“比”的方法。这类例虽多，总以十分切合为佳。如果把天鹅刻划成家鸭，那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了。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