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各地歌谣也有闻必录；章、表、奏、议等治理国事的重要文件，其所以没有编录去，是由于奏议的掌各别而编纂者分工不同的原因。前汉时期的章表，留传下来的很少。到后汉时期，选官吏必须考试章表。左雄的奏议，成了尚书台的典范；胡广的章奏，被安帝称为“天下第一”：这都是当时杰的作品。读胡广“谒陵”的章奏，可见其典范之作确是写得很的。从前晋文公受周襄王册封时，曾三次辞让然后接受册命，所以汉代末年的让表，也以推让三次为限。曹曾说：“写让表不需要三次，又不应文辞浮华。”因此，魏初的章表，大都就事论事，实而书；照华丽的要求来看，这时的作品是不够的。至于孔的《荐祢衡表》，写得意气昂，文采飞扬；诸葛亮的《师表》，情理透彻，文辞畅：它们虽然在华丽与质朴上各不相同，但都是优秀的表文。此外，陈琳和阮瑀的章表，在当时很有名气；陈琳之作，曹丕认为特别矫健，就是建安文人中较突的了。曹植的表文，更是独冠群雄。他的作品制宏富而音律协调，文辞清明而情志显著，随成巧，变化多趣；如驾千里之，轻重缓急掌握得恰到好。到晋初作者的章表，就以张华较为优秀。他三度辞让被封为壮武郡公的表文，理周详而文辞简要，引申意义，排比事类，都用对偶；一般都珍视张华的《鹪鹩赋》，而没有注意到他的章表。又如西晋羊祜的《让开府表》，前代论述已有所称誉；东晋庾亮的《让中书监表》，确较已往章表写得好：他们表达情志，联系事理，都颇为文雅。此外，西晋末年刘琨的《劝表》、张骏的《请讨石虎李期表》，写得光明正大，都是陈事好的佳作。

以查其功绩。相传古代帝尧曾向诸侯之长提询问，帝舜曾任命八个贤人；于是臣下有再三辞让的请求，帝王用信任和肯定的话授以重任：这些都是在朝廷上的对答，并未通过纸笔写成书面文件。可是，用言辞向帝王陈述，就有奏章表的意义了；帝王对臣下功绩的查，也就是一授予爵位的仪式了。到商代的太甲立位，大臣伊挚曾写《伊训》来训诫太甲；及至太甲改过而思念常，从被放的地方回到毫都，伊挚又作《太甲》三篇来赞他。用书面文辞来扬善弃恶，就从此开始了。周王朝继承借鉴夏、商两代的制度，礼仪更为隆重。臣下对帝王常称：再三叩、报答命、敬受册封、敢当重任等，这些虽是讲笔写兼用，但陈辞谢恩之义是明显的。到了战国时期，仍用商周格式，对帝王呈文，都叫“上书”秦初确定制度，才改“书”为“奏”汉代规定礼节仪式，便把对帝王的上书分为四：第一叫“章”，第二叫“奏”，第三叫“表”，第四叫“议”“章”用于谢恩“奏”用于揭发检举“表”用于陈述请求“议”用于提不同的议论。所谓“章”，就是明。《诗经》中说，银河“为章于天”，意为文采明显。对于有文采的事来说，红白错就是“章”所谓“表”，就是表明。《礼记》中的《表记》，就是君的品德外现于仪表的意思。对于用作标志之来说，测量日影的就叫“表”“章”、“表”的名称，就取之于这意义。

（四）

（二）

章表的意义，本是用来报答皇恩，颂扬朝廷，表明臣下内心的；既对自有光，也对国家有益。因此，把谢恩的“章”送到朝廷，化意义应该明显；把陈请的“表”呈上皇，骨力辞采应该显耀。照“章”、“表”的名称来考察其实质，都是以文采为基础。所以“章”的式明丽，而以《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等为典范，到要但不略，明显但不肤浅。“表”的内容丰富，复杂多变，应以雅正的意义增其风力，用清新的文辞显其华丽。但真诚的作者文辞由情志驱遣，浮华的作者情志受文辞支。必须到繁简得当，华实相称，通畅利，就合于写章表的法则了。借贡的话来说，应该用心意来控制言辞，用言辞来表达心意，到辞意一致。荀况认为，表达善意的话，比辞采华丽的文章还好。这话也可说明辞意一致的理。

（三）

总之，陈述章表于阙，是为了向帝王劝善规过。因此，言辞必须正确明白，意义应该宏大远。要严肃恭敬地理得，使从到尾条理清晰。卓越的人写作章表，一定是文辞优而富有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