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描写过去的事迹，再现死者的容仪，碑诔为此而建立。铭刻德，记叙言行，文采的运用应当适宜。写其清风，要能如亲见其面；听其文辞，要能如悲声哭泣。碑诔的好文辞，使人风余韵，永无止息。

仔细研究诔这文的写作方法，大致是选录死者的言论，记叙死者的德行；以记传的制而用颂的文辞；开始是称赞死者的功德，最后表达哀伤的情意。讲到这个人，就要使人隐隐约约看得见；叙述悲哀，就要使其凄怆之情令人到伤痛。这就是写诔文的基本要求。

（五）

那时在礼仪上是有一严格规定的。自从秋时鲁庄公战败于乘丘而错怪驾车的人，诔才开始用到下级官吏。孔死后，鲁哀公给他作了诔文。从其中所讲“上天不愿留下这位老人”，和“呜呼哀哉”的悲叹来看，虽然不算很明的作品，但古代诔文的基本格式已经备。到鲁国柳下惠的妻作《柳下惠诔》，就是文辞悲哀而篇幅较长的作品了。到了汉代，继承前人来写作：如扬雄的《元后诔》，文辞本来是相当繁杂的；《汉代-元后传》中只摘要提到“沙麓之灵”四句，晋代挚虞却怀疑是《元后诔》的全文。岂有累述尊贵者的德行，只写寥寥四句呢？东汉杜笃的诔文，在前代颇负声誉。他的《吴汉诔》虽然不错，其他诔文却比较疏。怎能因《吴汉诔》一篇受到光武帝的称赞，就使他的全作品变得贵重起来？傅毅所写的诔，文辞制，颇有次；苏顺、崔瑗二人的作品，也还写得明白而简要。看他们的诔文，叙事如史传，文辞细致，音律协调，的确是有写诔之才。晋代潘岳，在构思上专学苏顺，善于叙述悲伤之情，能很容易地写得新颖而亲切。所以，和汉代的苏顺比较起来，潘岳就能获得更为好的声誉。至如东汉崔骃的《诔赵》文，刘陶的《诔黄》文，都掌握了写诔的方法，好在简明扼要。三国时的曹植，虽然享有盛名，其实，他的诔文，文繁而势缓；在《文帝诔》的最后，用一百多字来表白自己，这就很不符合诔的写作规则了。此外，如殷代人对商汤王的诔，是在《玄鸟》诗中追颂其祖先的洪福；周代史官对周文王的歌颂，是在《生民》等诗中追述后稷的功业。累述祖宗之德，这是诗人的表达方法。至于叙述哀伤之情，那就要据有关的事加以发挥。如傅毅的《北海王诔》，其中讲到北海王死后“白日的光辉为之暗淡，暴雨下得天昏地暗”《北海王诔》又开始在序中写了令人伤之情，这就成了诔文的榜样；后来的摹仿者，就从而写得更好了。

所谓“碑”，就是附助。古代帝王受命，就封禅于泰山，刻石记功，所以叫碑。相传周穆王曾在弇山上刻石记其行迹，这就是“碑”的意思了。还有宗庙阶前的碑，树立两石在庙堂中，只是作为系牲畜之用，并不在上面铭刻功绩。后来，记功的庸逐渐少用，所以，后代就常用石碑记功；用石碑代替铜，同样可以保持长久。这和聚土而成坟墓一样，宗庙的碑和坟墓的碑都可长期保存。从东汉以后，方形和圆形的石碑大量现了。汉代写碑文最有才力的，莫过于蔡邕。如他的《太尉杨赐碑》，学习《尚书》而写得端正有力；他的《陈寔碑》、《郭泰碑》两篇，都无亏于所称扬的人；此外，《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广碑》等篇，无不写得清晰允当。蔡邕的碑文，在叙事上全面而扼要；词采上雅正而泽；文词清晰而又变化无穷，新义巧而又超然卓立。考察他写碑文的才能，是自然而来的。孔写碑文，就有学习蔡邕的地方。他的《卫尉张俭碑铭》和《陈碑》两文，言辞巧捷，文采丰富，可算是仅次于蔡邕的作品了。到晋代孙绰，有志于碑诔的写作，他的《温峤碑》、《丞相王导碑》、《太宰郗监碑》和《太尉庾亮碑》等，辞多枝蔓，杂无章；只有《桓彝碑》一篇，最为简洁。

（二）

（四）

（三）

关于碑文写作的主要，是要有史家的才能。它的序文近于传，碑文近于铭。突叙述死者的盛德，必须显示其好的清风；明白记叙死者大的优，必须表现其宏伟的功绩：这就是碑文的基本写作法则。碑是铭刻，碑文也就是铭；是据石碑这个来确立“碑”的名称，碑的产生自然先于铭诔。所以，用石刻来赞颂功勋的就属于铭，树石立碑来讲述死者的事就属于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