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说动，也投降了东吴。潘濬防守大意，傅、糜二将相继投降，荆州地区全落入东吴手中，这一来，关云长就失去了大部分地盘，而且陷入腹背受敌的艰难境地。关云长退到麦城后，又连犯错误。东吴吕蒙用善待荆州军兵家属的办法动摇了荆州军心，关云长却不知抚慰关怀以安定军心，而是一味责罚催逼，结果荆州军兵在行军路上纷纷开了小差，到达麦成已所剩无几。被困在麦城的关云长，因两次中曹军箭伤，尤其第二次中的是毒箭，虽经华佗刮骨疗毒，但因连续交战、败退，既得不到休息，更免不了焦急生气，所以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已远非当年过五关斩六将的关云长了。在小城之中，外无援军，内无粮草，最后只好突围。关云长决定夜间从城北小路逃走，王甫却建议走大路，以防小路有埋伏。关云长说：“即使有埋伏，我又怕什么呢？”正是这次骄傲，使他落入东吴的埋伏。原来，吕蒙早已料定他要走小路，遂派出数路军兵沿路袭击，最后，被东吴一个低级将领马忠活捉。曾经所向无敌、叱咤风云的关云长，终困骄傲自大而使自己内部有了隔阂，又因刚愎自用，几次不听别人的忠告，以致落得彻底失败。而吕蒙、陆逊正是连连利用了他的错误，才获得很大成功。仅从以上三例便可充分证明，孙膑这篇文章把军队分为五种类型，是很准确的，针对五种情况提出的对付策略也是对症之药，切实可行。孙膑的论述，既可供带兵将领作为临敌时分析敌情，确定对敌策略战术之用，又可作为带兵将领作为自律的标准，防止犯这几种错误，防止敌军用以对付自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论述的“五恭五暴”，是论述己方军队进入敌对国家时应持的态度。这是带兵将领难于处理好的一个问题。任何一支军队进入敌对国家时，都会遇到对方民众自然的猜疑、不信任，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敌对情绪。处理得好，可以逐步取得信任，从而站住脚跟；处理不好，则会加剧敌对情绪，使自己寸步难行，处处挨打，孙膑在这里提的五恭和五暴，实际是两种极端的态度，单纯采取哪一种都是不行的：一味谦恭，会被对方民众视作自觉理亏，软弱可欺，自然对你毫无畏惧，更谈不上尊重；一味凶暴则只会加深仇恨，激发反抗，其结果也同样不妙。孙膑认为，二者应交替使用。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不卑不亢，不软不暴，掌握适度。既要理直气壮，显示出正义之师的威严，又要对敌国民众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和爱护，让他们对进入该国的军队既敬畏又信任。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很难，但又非如此不可。可以回忆一下董卓怔讨专权的宦官进京护驾的情况。董卓的大军进入京城和中原地区，当然不是敌对国家，但总是进入了原非他所管辖的地区，虽不至于有天然的敌对情绪，也总有不了解的一面。董卓本是打着勤王的旗号进兵的，本可得到民众的拥护，但他进入京城，占据中原之后，比原来把持朝政的宦官更凶残，不但威逼皇帝、擅定兴废、yín乱宫廷，更是四处抢掠百姓，滥杀无辜，其残暴凶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所以，董卓很快就激起各方面、各阶层纷纷起来反抗、讨伐，他的专权没多久就以失败告终。这说明，单纯依靠凶暴是不行的。倒是诸葛亮平南，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正确的范例。他带领的蜀兵蜀将，自是比盂获的蛮兵厉害多了，所以一次又一次战胜蛮兵。但他从不施暴，对俘虏一律释放，并给以种种优待，更不用说对普通百姓了。他在宽大的同时，还不忘显示实力，他曾带领孟获观看蜀军兵营、武器、粮草，目的是让孟获知道蜀军的强大，启发他不要作无谓的反抗。诸葛亮的刚柔相济，不但从武力上征服了南蛮，而且从内心收服了蛮邦上下。在唐将征讨高丽中，也有这样一段佳话。从隋炀帝东征开始，到唐太宗御驾东征，都无功而返。到了唐高宗年间，征战仍然不断，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不断反叛、侵边。后有刘仁愿、刘仁轨二将率兵从半岛中部登陆，打败了百济。百济灭亡后，刘仁轨留下镇守，他安抚当地民众，派人掩埋敌兵遗骸，清理户口，重建被战争毁坏的村庄，选拔当地官员协助治理，修桥铺路，修塘补堤，教百济民众种桑养蚕，发展农业生产，救济老弱孤残等。这些安定富民的措施一执行，便大得百济民众拥护，当地出现了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这一反两正的实例，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在“敌对国度”中，该如何行事。像董卓那样凶残贪婪，尽管在井非真正的敌国，仍是站不住脚，而像诸葛亮和刘仁轨那样，在真正的异国他乡，照样能得到拥护。总之，如何具体掌握“谦”与“暴”，大有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