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时桓范说：“帝王用人的原则是审时度势，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时候，以任用懂得军事战略的人为先；天下安定之后，以任用忠臣义士为主。

《淮南》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这草药的，但是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中，任何才能都会有长短不同。比如胡人骑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类虽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觉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换过来去，就显得很荒谬了。”基于这一理，魏武帝曹下诏说：“有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取心。陈平有什么忠厚的品德？

以上，都是针对某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都不是长远的方略。]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实行王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长远的治理，用来理事务就显得辽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侈奢坠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人膏盲的国家只会越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靠它来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由此看来，让韩信当谋士，让董仲舒去打仗，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办案，谁也不会创立先前那样的功勋，也就不有今天这样的名。所以“任长”的原则，不能不仔细研究。

从前伊尹大兴土木的时候，用脊力健的人来背土，独人来推车，驼背的人来涂抹。。各人其适宜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特都得到了充分发挥。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的时候说：“对各退有序的朝班礼仪，我不如朋，请让他来作大行吧；开荒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来作司田吧；引人才，能使二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城父，请让他来作大司吧；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宾肯元，请让他来作大理吧；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尽职尽忠，以死抗争，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来作大谏吧。你若想富国兵，那么，有这五个人就够了。若想成就霸业，那就得靠我仲了。”黄石公说：

苏秦何曾守过信义？可是，陈平却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却拯救了弱小的燕国。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

“起用有智谋、有勇气、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愚者勇于牺牲。据他们每个人的情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的人，放纵不羁，追求新奇，运用权谋、诡计则卓异众，以清静元为之来考究，这人往往违背常规而不近人情。

晋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犯的计谋行事，而后在夺取政权时又因雍季的忠言奖赏了他。汉祖刘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把巩固政权的重任托付给了周。”古语说：“和平时期，品德尚的人职位贵；战发生的时候，战功多的人得到重赏。”诸葛亮说：“老善于养，但不善于解救危难；商鞅善于法治，但不善于施行德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但不能靠他们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掠地，但不善于团结民众；伍胥善于图谋敌国，但不善于保全自己的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应变；前秦方士王嘉善于知遇明主，但不能让他来事奉昏君；许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但不能靠他来拢络人才。”这就是用人之所长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