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夫暇豫清谈，皆敦尚于孔、老；威怒所至，则取法于申、韩。直而行，非无三黜，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夫刻薄既扇，则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国之法遂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颇僻，犹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下，将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圣之聪明，无幽微而不烛，岂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祸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帐不赡，或以营作差违，或以不称心，或以人不从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实恐骄奢之攸渐。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非徒语也。

我所以必不赦者，正为此也。”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死了不能复生，所以执法务必要宽大简约。古人说，卖棺木的

太宗嘉而纳用。

贞观十四年，州刺史贾崇以所有犯十恶者，被御史劾奏。太宗谓侍臣曰：“昔陶唐大圣，柳下惠大贤，其丹朱甚不肖，其弟盗跖为臣恶。夫以圣贤之训，父兄弟之亲，尚不能使陶染变革，去恶从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咸归善，岂可得也？若令缘此皆被贬降，或恐递相掩蔽，罪人斯失。诸州有犯十恶者，刺史不须从坐，但令明加纠访科罪，庶可肃清恶。”

夫鉴形之恶，必就于止；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之治，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知存亡之所在，节嗜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甘苦之忠言；去易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恕以待，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类以和，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此圣哲之宏观，而帝王之大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

译文

贞观十一年，特魏征上疏曰：

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以隋氏之校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然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自谓必无；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将受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夫上易事，则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康哉”之咏斯起。当今被华戎，功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臻。然言尚于简文，志在于明察，刑赏之用，有所未尽。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其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羽可，则赏因谬矣。刑滥则小人长，赏谬则君消。小人之恶不惩，君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

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既能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则骄奢泆动之也。慎终如始，可不勉欤！《易》曰：“君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是以安而国家可保也。”诚哉斯言，不可以不察也。伏惟陛下善之志，不减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若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矣，固无得而称焉。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大理卿孙伏伽曰：“夫作甲者其，恐人之伤；作箭者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朕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今之所忧，正在此耳。宜禁止，务在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