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左仆杜如晦上奏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奏《士论》，说一个人的思考能力有限，不可以兼数职。我认为，这是在议论我们这些大臣啊。”看过奏书，唐太宗对胄说：“我推行公正的治国原则，现在我重用房玄龄、杜如晦，并非考虑到他们是旧时的功臣，而是因为他们德才兼备的缘故。陈师合这个人胡议论朝政，其目的是想离间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过去，蜀国后主刘禅昏庸孱弱，齐文宣王狂妄无理，然而国家却治理得井然有序，就是因为他们毫无疑心地任用了诸葛亮、杨遵彦这些良才的缘故。我现在任用杜如晦等大臣，也基于此。”于是，把陈师合放到边远的地区。

贞观年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我听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能够顺从天意，使天下获得太平，都必须依赖于大臣的辅佐。我希望众大臣广开言路，申明冤情，让我听到诤言。现在，所有上书提意见的人，大都是告发百官，意见非常繁多，让人无法定夺。我发现，历朝历代只要君王怀疑臣下，那么下面的意见就不会传达到朝廷上面，想要臣民们尽职尽忠，是不可能的。而无耻小人，专以诽谤他人为能事，破坏君臣之间的关系，这对国家是非常不利的。从今以后，凡有人上书揭发别人的小过失，应当以诽谤之罪论。”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负责撰写起居注的工作，近来你们记录我所的事情是善还是恶呢？”褚遂良说：“朝廷专门设置了史官，君主一举一动都得记录下来。善的既然必须记，过失也一定不加隐瞒。”唐太宗说：“我现在正在认真三件事，也是希望史官没有我的过失可写。一是对照前代成功、失败的事实，作为鉴戒；二是任用品德良好的人，共同办好政事；三是斥退小人，不听信谗言。这三我会持下去，始终不会改变。”

谗言是祸的源，谗言得逞，则忠良蒙冤，国政败坏，百姓遭殃。杜绝谗言，亲君，远小人，实际上也是任贤纳谏的另一方面，国君任用贤人，则政治清明，天下安定。

魏徵秘书监的时候，有人告发他谋反。唐太宗非常气愤地说：“魏徵过去是我的敌人，但因为他对自己的职责尽心尽力，于是我就提任用他，现在怎么会传他谋反的谗言呢？”结果唐太宗不询问魏徵，反而把告发者以斩首之刑。

评析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太的老师，自古以来就很难选择。周成王年幼时，以周公、召公为老师，他们都很贤明，使周成王成为一代仁君，天下获得太平。秦代的皇胡亥，秦始皇很他，让赵他的师父，教授他刑法。胡亥篡位后，诛杀功臣，杀害亲戚，极其残暴，不久就败亡了。由此看来，一个人是善是恶，的确与他所的环境、所受的影响有关。我二十左右就开始结名士，可是往的，只有柴绍、窦诞等人，但是他们不有孔所说益友的三个条件：正直、宽厚、见多识广。我继位以来，治理国家虽然不及尧、舜圣明，但也不像三国吴主孙皓，北齐后主纬那样的暴政。我没有受到亲近的人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魏徵回答说：“智慧中等的人可以善事，也可以恶事，然而拥有上等智能的人是不会受到外界影响的。陛下顺应天意，平定战，救万民于火之中，使天下太平，柴绍、窦诞这些人怎么能够损害陛下的圣德呢？但是经书上说得好：‘拒绝郑国的靡靡之音，远离挑拨是非的邪小人。’这些外在的影响，也不可不谨慎啊。”听后，唐太宗称是。

祸也由此埋下。隋文帝混淆了嫡与庶，结果殃及了自，江山社稷不久便拱手让人。古人说：‘世混，那么谗言就会大行其。’这话的确中肯。我常常想，应该防微杜渐，杜绝谗言的源，只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自己不能觉悟。史书说：‘猛兽在山林中没，野草不会被人采摘；忠正的臣于朝廷之中，邪小人只有偷偷谋划他们的诡计。’这句话其实就是我对你们的期望啊。”魏徵说：“《礼记》上写：‘对自己不能亲见的事情要谨慎，对自己不能耳闻的事情要警觉。’《诗经》说：‘要憎恶小人搬是非的嘴，那会搅四方邻。’另外孔说，‘邪恶善辩的才会使国家覆灭’，说的就是这个理啊。我发现，自古以来的帝王，如果被谗言蒙蔽，枉杀忠良，就必定国破家亡。因此，希望陛下要谨慎啊。”

贞观七年，唐太宗巡幸蒲州。蒲州刺史赵元楷督促当地百姓一律穿上黄纱单衣，在路边迎接拜谒，并大肆装饰官署，营建城楼雉堞用来献媚讨好。又偷偷地饲养了几百羊、几千条鱼，准备馈送朝廷贵戚。唐太宗知这事后，把他召来训斥：“我巡察黄河，洛一带，历经数州，大凡有什么需要，都由官府供给。但你却为此养羊养鱼，雕饰院宇，这是过去隋朝的坏习惯，如今不能再这么了。你应该会我的心意，把这坏的作风改掉。”赵元楷过去在隋朝时就是个邪谄佞的官吏，所以唐太宗就讲这一番话来警戒他。赵元楷听后既羞愧又害怕，几天吃不下东西，很快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