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书，盖其义也。赋颂篇下其有“曰”章，盖其类也。孔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龙，必将有义，未可怪也。

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颜渊独慕舜者，知己步驺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识所追，同一实也。仲舒之言德政治，可嘉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骥与众绝迹，或蹈骥哉？有于此，足行千里，终不名骥者，与骥异也。有人于此，文偶仲舒，论次君山，终不同于二者，姓名殊也。故效千里，不必骥；人期贤知，不必孔、墨。何以验之？君山之论难追也。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桓宽之《盐铁》，君山《新论》类也。世人或疑，言非是伪，论者实之，故难为也。卿决疑讼，狱定嫌罪，是非不决，曲直不立，世人必谓卿狱之吏才不任职。至于论，不务全疑，两传并纪，不宜明，孰与剖破浑沌，解决丝，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哉？案孔作《秋》，采毫之善，贬纤介之恶。可褒，则义以明其行善；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新论》之义，与《秋》会一也。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墨家的开山祖是墨翟。考察一下儒家之传下来而墨家之法废弃不用的原因，是因为儒家的理可行，而墨家的主张难从。用什么来证明这一呢？墨家主张薄葬而又信奉鬼神，理互相矛盾违背了实际情况，当然难以顺从。矛盾到何程度呢？假如鬼不是死人的神变的，即使尊崇它，它也不会知。现在墨家认为鬼确实是死人的神变的，优厚死人的神而薄待死人的尸，这是对死人的神优厚而对死人的尸薄待啊。薄厚不相称，表里不一致，那么鬼就会生气而降下灾祸，即使尊崇神变的鬼，鬼最终也会因为薄待了尸而怀恨。人之常情是想往优厚而憎恶薄待，鬼神的心也同样如此。采用墨的主张，侍奉鬼而祈求福，恐怕福极少来而祸反而常来了。以一情况来推论其它各情况，墨家的主张，大都属于此类自相矛盾的情况。所以墨家的主张废弃而不传，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案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橐，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术之《咸铭》，君之《越纽录》，长生之《历》，刘政、扬云不能过也。〔盖〕才有浅，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广陵陈回、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一也。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政、云之党也。韩非著书，李斯采以言事；扬云作《太玄》，侯铺随而宣之。非斯同门，云、铺共朝，睹奇见益，不为古今变心易意；实事贪善，不远为术并肩以迹相轻，好奇无已，故奇名无穷。扬云反《离》之经，非能尽反，一篇文往往见非，反而夺之。《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虽不尽见，指趣可知，略借不合义者，案而论之。

《秋左氏传》，大约是现于孔住宅的墙中。汉武帝时，鲁共王拆除孔的教授堂用来修建室，得到失传的《秋》三十篇，这就是《左氏传》。公羊、谷梁置、胡毋氏都讲解《秋》，各立门，自成一家，只有《左氏传》比较接近《秋》的本意。用什么来证明这一呢？《礼记》于孔后学者之手，太史公是汉代通晓古今的人，左氏的说法与《礼记》和《史记》是相合的，而公羊、谷梁置、胡毋氏的说法则与这两书不符合。再说其他各家距孔的时代较远，时代相距远的不如近的，传闻的不如亲所见到的。刘政欣赏《左氏》，他的童仆妻都能诵读《左传》。汉光武帝的时候，陈元、范升接连不断地上书，陈述立《左传》博士一事的是非，于是《左传》博士就设立了。不久范升由于犯罪而罢了官。陈元、范升是天下最上等的人才，辩论是非，力量绰绰有余。陈元的建议被采纳，范升的奏章被否定，《左氏传》符合《秋》的本意，这就很清楚了。《左传》记了许多怪事，稍为与孔“不谈论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