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员、帛喜一起事奉夫差，帛喜受到尊重，而伍员却被死，这就是不同行的人事奉同一个君主。有的才能行都相同，却因事奉的君主各异，有被赏识重用的，有遭厌恶斥退的，伊尹和箕就是这样。伊尹和箕才能相同，伊尹了国相，箕却沦为隶，这是因为伊尹遇到的是成唐，而箕却碰上了商纣。贤臣事奉贤君，君主想把国家治理好，贤臣以自己超群的才智辅佐他，由于追求和厌弃恰好一致，他们受到赏识重用理所当然。贤臣事奉恶君，君主不想把国家治理好，贤臣虽尽心竭力去辅助他，终因行和志向相反，不受赏识重用也理所当然。

有大才的臣，遇到有大才的君主，仍然有被不被赏识重用的问题，虞舜、许由，太公、伯夷就是这样。虞舜、许由都是圣人，都生活在尧的时代，又都见过尧，而虞舜继承了帝位，许由却隐山林。太公、伯夷都是贤人，都生活在周国，又都见过周武王，而太公受封，伯夷却饿死。圣贤同、志合、目标一致，舜与尧、太公与周武王行一致，而许由、伯夷却与当时君主的行相违背，原因是他们与所生长的社会、所的时代不相适应。义虽然相同，但相同中也有差异；志向虽然一致，但一致中也有差别。为什么？因为义有与浅，志向有尚与庸俗。许由，是上古“皇者”辅佐之才，却生在“帝者”时代；伯夷，是“帝者”辅佐之才，却于“王者”时代。他们都遵循德，都实行仁义。君主实行德政，如果不完善他们就不肯留下来辅佐；君主实行仁义，如果不理想他们也不愿留下来辅佐，这就是他们不被赏识重用的原因。尧德污浊，舜的德也污浊；周武王要伐商纣，太公也要伐商纣。同样庸俗一样浅，行动措施都一样，这就是他们被赏识和重用的原因。所以，舜统治天下，皋陶便辅助政务，而北人无择却隐藏不肯面；禹统治天下，伯益来辅佐治理，而伯成却辞官去务农。并非皋陶才能胜过无择，伯益才能超。然而皋陶、伯益官受重用，而无择、却退居归隐，当官受重用是他们与君主行一致，退居归隐是他们跟君主行相违背。退隐地位低下，但由于与君主合不来，即使受委屈，也不愿去官；君主不听取其意见，不用他们，心里也不到遗憾，这是双方互不以为然啊！

行，有一贯优良的；而官，却没有总是被赏识和重用的。人品好不好，是才能和行问题；而被不被重用，是时运问题。才能超行尚，不可能保证一定就会尊贵；才能低下行恶劣，也不可能就必定要卑贱。有人才能超群，行尚，不被赏识，居于低下的地位；而有人才能低下，行恶劣，却被重用，地位在众人之上。不同时代各自有用来选“士”的标准，而“士”也各有猎取功名的途径。升迁在于受到赏识，落第在于不受赏识。于尊贵显赫地位，未必贤能，只不过受到重用；地位卑贱低下，未必愚笨，只不过不被赏识。所以只要被赏识，行恶劣的，也会在夏桀的朝廷上受到尊重；不被赏识，虽有尚节，在尧的朝廷上也会位卑贱。因此，被赏识重用还是遭厌恶斥退，原因是各各样的：有的是贤臣却辅佐了暴君；有的是臣才大却要服从于才小的君主；有的是臣与君都有大才，而德却有清浊低之分；有的是虽没有德，却以一技之长投合了君意；有的是连一技之长都没有，而是仗着姿受到。

商鞅三次劝说秦孝公采纳自己的主张，前二次建议秦孝公不听，最后一次建议被采纳了：前二次，是成就“帝业”、“王业”的理论；最后一次，是成就“霸业”的理论。拿成就“帝亚”、“王业”的理论，去劝导只想称霸的君主，理论虽然辟，肯定被拒绝；如果换成

译文

有的作为有很智慧和德的臣，也遇上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君主，然而终有不受赏识重用的，孔、孟轲就是这样。孔在陈国与蔡国途中没有粮，孟轲在齐国和魏国陷困境，这并非当时君主不肯任用好人，而是他们才智浅陋，没有能力使用大才。能够驾御千里的，一定是王良；能够任用禹、稷、皋陶为臣的，必定是尧、舜。只能驾御日跑百里的人，而要他去驾御千里，必定有毁坏衡木折断轭木的危险；只有使用备位充数臣的才能，却用他去驾御有大臣才智的人，就必然会有才智受压抑的不正常现象。所以，抛弃明中肯的意见，圣贤遭到拒绝和排斥，并非是憎恶圣贤，不愿听明中肯的意见，而是圣贤追求的理想太，切明的意见实行起来很困难。才能大的去求才能小的任用他，才能小的不可能接受，因此不受赏识重用理所当然。

宿，邂逅逢喜，遭上意，故谓之遇。如准主调说，以取尊贵，是名为揣，不名曰遇。谷生，秋刈谷收，求得，作事事成，不名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犹拾遗于涂，摭弃于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辅，禽息之庆，鲍叔之魂默举，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即不能定遇不遇之论，又就遇而誉之，因不遇而毁之，是据见效，案成事，不能量审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