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兼记室，他又迁车骑仓曹参军。刘勰出京任太末令，治政有清正廉洁的政绩。他又被除授为仁威南康王记室，兼柬宫通事舍人。当时祭祀七庙的馈飨祭品，已经改用蔬食果品，但郊祀天地、祭祀农神社神还使用牛羊豕作牺牲。刘勰于是上表进言，认为郊祀天地礼仪应当和祭祀七庙的礼仪作同样的改变，祭品也用蔬食果品。皇上下诏交付尚书议决，最后确定依照刘勰的陈奏办。刘勰迁任步兵校尉，兼舍入之职不变。昭明太子喜好文学之士，他仰慕刘勰，和刘勰密切交往。

起初，刘勰撰写《文心雕龙》五十篇，论说古今文体，他编定后依次排列。《文心雕龙》的序说：

文心，是指写文章的用心。从前，涓子写《琴心》，王孙子写《巧心》，都因为“心”表达的意思淳厚完美，所以用它作书名。从古以来写文章，都依靠雕琢修饰写成，恐怕是取用鞫奭的典实，所以大家都称写文章为雕龙。古往今来，时代久远，世上庸人和贤人混杂，那些出类拔萃的人，衹是依靠才智和计谋而已。岁月会飞快地流逝，人的聪明才智不可能永存，要使声名和事业留传下来，就衹能依靠写作了。人类的形貌象征着天地，又从五行中秉受了天性，耳目好似日月，声气好比风雷。人超出万物，也算是最为灵异的了。但是人的身体比草木还要脆弱，而声名却可以胜过金石的坚固，长存不朽，因此君子活在世上，要建立功德，撰写著作，这哪裹是喜欢辩论，是为了树立声名而不得已啊!

我年纪已遇三十，曾在一个夜晚梦见自己手上拿着红漆祭器，跟随着孔子向南走，早上醒来，内心十分高兴。伟大的圣人是很难见到的，现在他竟屈尊降临我这无名小卒的梦中!自有人类以来，从没有像孔子这样的圣人。要阐发圣人的思想，没有什么方法胜过给经书作注，但马融、郑玄这些前代大儒，已经精辟地弘扬了圣人的思想，即使我有什么深入的见解，也不足以自成一家。祇有文章能发挥功用，它犹如经典的枝条，五种礼制依靠它来制定实施，六种法典依靠它发挥作用，君臣业绩依赖它得以焕发光辉，军令国法依赖它得以昭明世人。详究文章的本原，没有一样不是出自经典。但后代距离圣人时代已很久远，文章体制逐渐衰败，作家追求新奇，言辞崇尚浮浅怪异，好比在华丽的羽毛上再加纹饰，在巾带上再绣上花纹，文章于是离开根本越来越远，最终造成乖谬和浮滥。《周书》评论文辞，重视贴切简要；王迂教育学生，憎恨异端邪说。这两种说法有区别，应当领会其中的要点。于是我提笔磨墨，开始论文。

考察近代，论文的人已经很多了。如魏文帝曹丕的《典论》，陈思王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场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仲洽的《文章流别论》，李弘范的《翰林论》。它们各自祇接触到文章的一个方面，很少能从各个角度分析。它们有的褒贬当时的人才，有的品评前贤的文章，有的泛泛指出文章意旨的雅正和鄙俗，有的对文章内容作粗略的概括。魏文帝《典论》内容细密，但不完备；陈思王《舆杨德祖书》颇为明晰，但漫无边际；应场《文质论》有文采，可是粗疏；陆机《文赋》构思巧妙，但琐碎杂乱；挚仲洽《文章流别论》内容精粹，但不切实用；李弘范《翰林论》浅薄而不得要领。又有桓君山、刘公干之流，应吉甫、陆士龙之辈，泛泛讨论过文章的立意，时或有较好的意见出现，但他们都没有能从树木的枝叶中追寻到根本，从水的波澜追溯到源头，没有继承前代圣贤的教导，因而对开拓后辈的思路没有益处。

《文心雕龙》的写作，立足正道，效法圣人，依据经典，参酌纬书，从《楚辞》中探究变化，文章的关键，也算是探究穷尽了。至于论述有韵和无韵的篇章，就按文体区分，推究文体的来源，叙述文体的流变，解释各种文体的名称，揭示名称的意义，选定各种文体的文章加以评论，阐述写作道理，总结各种文体的特点。本书的上篇，已经明确了纲领。至于剖析情理，分析文采，全面分析文章脉络，推论《神思》和《体性》，考虑《风骨》和《定势》，包容《附会》和《通变》，观察《声律》和《练字》，在《时序》中谈到了文章的兴衰，在《才略》中议及了褒贬，在《知音》中寄托了惆怅感叹，在《程器》中发表了感慨，在《序志》中畅叙情怀，统驭各篇。下篇的细目，也就此揭示了。安排内容，确定名称，一共五十篇，恰好符合《易》

的《大衍》之数。其中讨论文章功用的，衹有四十九篇而已。

评论一篇作品比较容易，全面评价许多作品就很困难。本书虽然衹采择细如毛发的少数篇章，进行了深入骨髓的详尽剖析，有的文章用意曲折，源头邃密，看似浅近，实则深远，本书没有谈到，也是数不胜数。至于品评文章的文字，有的和前人之说相同，这并不是有意雷同，是因为按理不能不同。也有的和前人见解不同，这也不是随意标新立异，是因为按理不能相同。有的说法相同，有的说法不同，不必计较这些说法是古人的还是今人的，主要是分析文章结构条理，力求公允恰当。驰骋在文学领域，周游艺苑之地，这些议论也接近于完备了。衹是语言不能把心意完全表达，圣人也曾为此而深感困难，凭我这浅陋的见识，怎么能给人建立法度规矩？众多的前代先贤，使我开阔了眼界；在我不能预知的未来，这本书或许要让大家屈尊一读。

刘勰《文心雕龙》写成之后，并没受到当时名人重视。刘勰看重自己的文章，想要获得沈约的评价。沈约当时地位十分显贵，刘勰无法见到沈约，刘勰于是背着自己的书，在路上等候沈约出门，然后上前拦住沈约的车，样子像是要卖书。沈约当即命人取来阅读，他十分看重这部书，认为逭书深刻地说出了写文章的道理。他常常把这部书陈放在自己的几案上。

但是刘勰写文章阐述佛教教义是他的特长，京城的寺塔及出名僧人的碑志，一定要请刘勰撰写。皇上下达命令要刘勰与慧震和尚在定林寺撰写经证。事情完成之后，刘勰于是上表启奏，请求出家为僧，他事先燔烧自己的鬓发，发下誓愿。皇上准许了他。刘勰于是就在定林寺中改穿僧衣，改名为慧地。刘勰出家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他的文章在世上流传。

王籍字文海，琅邪临沂人。他的祖父王远，宋时任光禄勋。父亲王僧佑，齐时任骁骑将军。王籍七岁时就能写文章，到长大成人之后十分好学，广泛涉猎群书，而又有才气，乐安任叻见到他十分赞许。王籍曾经在沈约家为宾客，即兴赋得《咏烛》诗，沈约很是赏识。齐代末年，王籍任冠军行参军，积累功劳升迁为外兵、记室。天监初年，王籍被除授安成王主簿，尚书三公郎，廷尉正。历任余姚、钱塘令，都因为不检点而被免官。过了很久，王籍又被除授为轻车湘束王谘议参军，随王府到会稽。会稽郡境内有云门山、天柱山，王籍曾经到这两座山上游览，有时在山上几个月不回家。王籍到若邪溪时赋诗，其中有句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当时人们认为，这两句诗的言外之意无与伦比。王籍回京任大司马从事中郎，迁中散大夫，王籍感到特别不得志，于是徒步在集市道上漫游，随意与人交往。湘东王任荆州刺史，提拔王籍为安西府谘议参军，兼作塘令。王籍不处理县中事务，衹是每天饮酒，有来县府诉讼的人，王籍下令鞭打他们然后放他们走。不久王籍就去世了。王籍有文集在世上流传。

王籍之子王碧，也很有文才，比王籍早去世。

何思澄字元静，东海郯人。他的父亲刘敬叔，齐时任征束录事参军、余杭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