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宋朝的枢密院和我国的元帅府时常通信访问，而入侵的行动从未停止过。后来，征西元帅合喜在德顺、原州打败了宋将吴瞞、姚良辅，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在宿州打败了李世辅，斩首五万级，兵威大振。世宗对宰辅大臣们说‘：以前宋人说派使者请求议和，乘我无备而进攻宿州，如今被我军打得大败，被杀过多，所以不敢再相互通问。我哀怜南北民众久困于兵燹，本意在于使民众安宁，何必计较细节问题，特令帅府写信给宋人以便议和修好。’宋人果然派使者前来和谈。以当时堂堂之气势，又无边境的祸患，还免去宋人奉表称臣的礼仪。如今宋人抛弃信义违背盟约，侵我边境，是对方理曲。如果对方来请求和议，于理为顺，怎么能由我方先提出和议而自示软弱呢？只怕不仅无益，反而招致侮辱而已。”

十一月，高汝砺进言说：“我听说国家以民为基，民众以财为本，所以王者必然先爱其基本。国家征收赋税，以河南为最重，所征收租税经常三倍于往前。如今省部计算岁收时通宝不够支出使用，便在民间收集了桑皮故纸钱币七千万贯来补空。近来因为通宝流通稍有不畅，又要增收两倍钱。河南的人口中，农民占三分之二，如今租税大多还未交足，而此令再发出，农民如果不卖应当交纳租税的粮食，就必须减少食粮来应付。事情有难有易，时势有缓有急。如今急用而难以得到的是粮草，是由民力生产出来的，来源有限，可以慢慢收取。而容易办的是钞票，它通行于国家，变化无穷。过去大钞用起来不方便就改成小钞，小钞产生弊端就改为宝券，宝券不通行了就改为通宝，随机应变都在于国家，又何必来干扰民众呢？农民尽力供奉军用物资已感力量不足，如今又要加征通宝，如果难以交出，就会逃亡。民众逃亡就会荒废农事，军队的食粮从何而得？有关方面不考虑长久之计而贪求近利，不固其本原而计较细枝末节，只恐军储和钞法两方面都出现问题。我并非不在意于钞法，也不是有意和省部作对，只是认为钞法稍缓些，实行物价稍有提高的办法民众所害较轻，如民众不安定，军储不充足为害就严重了。请陛下考虑外间的形势，详察臣下的意见，特命有关方面减免推行，这样民众之心就会喜悦，而不足的租税就有望收到。”

当时朝廷因为贾仝、苗道润相互攻击不和，准备采取划分州县地区、别封名号加以处置。高汝砺上书说“：这很不是办法。因为河北各路统帅大多是本地的义军，一时暂当队长，也有过去曾经背叛过的，不像长期在朝为官的人，知晓礼仪，懂得名份。贪婪暴虐，不守法纪，本不足为怪。朝廷因为这时正是多事之秋，暂且笼络住他们加以任用，是要使遗留下来的民众能稍得安宁。他们相互攻打则实力越来越弱，势力弱小则朝廷容易制约。如今如果将土地分开交给他们，州县官员他们就能自己委任，民众的租税他们就能自行征收，这样地大的就会越加强大，地小的就会越来越弱。长久以后，弱的就会被强的兼并，而强的所占地盘朝廷就难以再收回，这样朝廷就越难约束。过去唐朝分开河朔的土地来给那些叛将，史官们认为这是保护和养育孽根使之萌长而成大祸，这事应当成为今日的大戒。不如命令行省对他们加以牵制笼络，多方制约使他们的野心不能得逞。将来边疆战争稍息，国力恢复，如此鼠辈又何足为患！”于是，原来议论被中止。

皇帝曾经对高汝砺说“：我每次见您侍立朝班时，总是担心您受不了这种辛苦，让您坐在殿下，而您总是不肯听从，这是什么原因？君臣相互知遇贵在诚实，谨小慎微的区区小事我向来是不计较的。”高汝砺便说君臣的名份区别十分严格，自己不敢听从命令。

兴定三年(1219)，河南颇获丰收，民间多有存粮，高汝砺便上奏说：“国家的要务没有比粮食更重要的了。如今屯守的军队越来越多，而修建新城的耗费也很大，何不趁此丰年多方经营办理，以防秋季时可能出现军用不足。请在河南各州府查验一下物价的高低，暂设规定，凡是朝廷内外四品以下杂正班的散官以及受荫人，免于试用充任监官给予报酬，或者僧道的官师要求德号度牒、寺观院匾额等，都可以让他们来买。任县官的如果能够劝导人交粟米达到三千石的，将来优先予以晋升，五千石以上的晋升一级官阶，一万石以上的提升一等职务，并且立即补给现缺。以使人人知道努力和敬慕，多有收获。”皇帝听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