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喜不可言。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末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中，决不赚旁蹊曲径矣，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末多见，喜不可言，斯之幸也！贱躯旧有咳嗽畏之病，近炎方，辄复大作。主上圣明察，责付甚重，不敢遽辞：地力军务冗沓，皆舆疾从事。今却幸已平定，已本乞回养病，得在林下稍就清凉，或可瘳耳。人还，伏枕草草，不尽倾企外惟浚一简幸达致之。

〔10〕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末见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说“忘、助”，亦就告得病立方。告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专说助长之害。告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9〕来书所询，草草奉复一二：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工夫甚难。问之，则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闲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二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个甚么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终日悬空去个“勿忘”，又悬空去个“勿助”，奔奔，全无实落下手，究竟工夫，只得个沈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騃汉，才遇些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二书

〔11〕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验，是以论之愈，而去之愈远。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12〕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故致此良知之真诚

素号山之区，林长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无时不宜，安居饱，尘嚣无扰，良朋四集，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闲宁复有乐于是者？孔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仆与二三同志方将请事斯语，奚暇外慕？独其切肤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辄复云云尔。咳疾暑毒，书札绝懒，盛使远来，迟留经月，临歧执笔，又不觉累纸，盖于相知之，虽已缕缕至此，殊觉有所未能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