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餽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籓、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于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籓、臬、道、府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之入己者亦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诉之督、抚、籓、臬、道、府，皆不问也。千万人中，或有不甘冤抑，赴京控告者，不过发督抚审究而已，派钦差就讯而已。试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即钦差上司稍有良心者，不过设为调停之法，使两无所大损而已。若钦差一出，则又必派及通省，派及百姓，必使之满载而归而心始安，而可以无后患。是以州县亦熟知百姓之技俩不过如此，百姓亦习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于激变。湖北之当阳，四川之达州，其明效大验也。亮吉以为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然后法仁皇帝之宽仁，以转移风俗，则文武一张一弛之道也。”

书达成亲王，以上闻，上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面谕勿加刑，亮吉感泣引罪，拟大辟，免死遣戍伊犁。明年，京师旱，上祷雨未应，命清狱囚，释久戍。未及期，诏曰：“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钜。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今特宣示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即传谕伊犁将军，释亮吉回籍。诏下而雨，御制诗纪事，注谓：“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于呼吸，益可感畏。”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还，自号更生居士。后十年，卒于家。所著书多行世。

管世铭，字缄若，与亮吉同里。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充军机章京。深通律令，凡谳牍多世铭主奏。屡从大臣赴浙江、湖北、吉林、山东按事，大学士阿桂尤善之，倚如左右手。时和珅用事，世铭忧愤，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语讥切无所避。会迁御史，则大喜，夜起傍徨，草疏将劾之，诏仍留军机处。故事，御史留直者，仪注仍视郎官，不得专达封事。世铭自言愧负此官，阿桂慰之曰：“报称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见。”盖留直阿桂所请，隐全之，使有待。嘉庆三年，卒。

谷际岐，字西阿，云南赵州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与校四库全书。充会试同考官，所拔多知名士。乞养归，主讲五华书院，教士有法。连丁父母忧，服阕，起原官。

嘉庆三年，迁御史。时教匪扰数省，师久无功，际岐遍访人士来京者，具得其状。四年春，上疏，略曰：“窃见三年以来，先帝颁师征讨邪教，川、陕责之总督宜绵，巡抚惠龄、秦承恩；楚北责之总督毕沅、巡抚汪新。诸臣酿衅于先，藏身于后，止以重兵自卫，裨弁奋勇者，无调度接应，由是兵无斗志。川、楚传言云：‘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又云：‘贼去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前年总督勒保至川，大张告示，痛责前任之失，是其明证。毕沅、汪新相继殂逝，景安继为总督。今宜绵、惠龄、秦承恩纵慢于左，景安怯玩于右，勒保纵能实力剿捕，陕、楚贼多，起灭无时，则勒保终将掣肘。钦惟先帝昔征缅甸，见杨应琚挑拨掩覆之罪，立予拿问。今宜绵等旷玩三年之久，幸荷宽典，而转益怀安，任贼越入河南卢氏、鲁山等县。景安虽无吞饷声名，而罔昧自甘，近亦有贼焚掠襄、光各境，均为法所不容。况今军营副封私札，商同军机大臣改压军报。供据已破，虽由内臣声势，而彼等掩覆偾事，情更显然。请旨惩究，另选能臣，与勒保会同各清本境，则军令风行，贼必授首。比年发饷至数千万，军中子女玉帛奇宝错陈，而兵食反致有亏。载赃而归，风盈道路，嘲之者有‘与其请饷，不如书会票’之语。先帝严究军需局，察出四川汉州知州与德楞泰互争报销，及湖北道员胡齐仑侵饷数十万，一则追赔，一则拿究。他属类此者必多，尤宜急易新手清釐。则侵盗之迹，必能破露，不但兵饷与善后事宜均得充裕，销算亦不敢牵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