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矣，非和珅之力而谁力乎？则降官亦不足蔽辜矣。是退而尚未退也。何以言用人行政未尽改也？盖其人虽已致法，而十馀年来，其更变祖宗成例，汲引一己私人，犹未尝平心讨论。内阁、六各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珅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宽胁从，又因人数甚广，不能一切屏除。然窃以为实有真知灼见者，自不究其从前，亦当籍其姓名，于升迁调补之时，微示以善恶劝惩之法，使人人知圣天虽不为已甚，而是非邪正之辨，未尝不悉，未尝不区别。如是而夙昔之为私人者，尚可革面革心而为国家之人。否则，朝廷常若今日清明可也，万一他日复有效权臣所为者，而诸臣又群起而集其门矣。何以言风俗日趋卑下也？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馀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矣。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者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者矣。及人人各得所，则居然自以为得计。夫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讠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纯皇帝因内阁学士许玉猷为同姓石工护丧，谕廷臣曰：‘诸臣纵不自，如国何？’是知国之尊，在诸臣各知廉耻。夫下之化上，犹影响也。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举一廉朴之吏，则贪欺者庶可自愧矣；一恬退之，则奔竞者庶可稍改矣；一特立独行、敦品励节之士，则如脂如韦、依附朋比之风或可渐革矣。而亮吉更有所虑者，前之所言，皆士大夫之不务名节者耳。幸有矫矫自好者，类皆惑于因果，遁虚无，以蔬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一二人倡于前，千百人和于后。甚有则官服，则僧衣。惑智惊愚，骇人观听。亮吉前在内廷，执事曾告之曰：‘某等亲王十人，施斋戒杀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鹅鸭皆不门。’及此回都，而士大夫持斋戒杀又十居六七矣。恐西晋祖尚玄虚之习复见于今，则所关世人心非小也。何以言赏罚仍不严明也？自征苗匪、教匪以来，福康安、和琳、孙士毅则蒙蔽欺妄于前，宜绵、惠龄、福宁则丧师失律于后，又益以景安、秦承恩之因循畏葸，而川、陕、楚、豫之民，遭劫者不知几百万矣。已死诸臣姑置勿论，其现在者未尝不议罪也。然重者不过新疆换班，轻者不过大营转饷；甚至拏解来京之秦承恩，则又给还家产，有意复用矣；屡奉严旨之惠龄，则又起补侍郎。夫蒙蔽欺妄之杀人，与丧师失律以及因循畏葸之杀人无异也，而犹邀宽典异数，亦从前所未有也。故近日经略以下、领队以上，类皆不以贼匪之多寡、地方之蹂躏挂怀。彼其心未始不自计曰：‘即使万不可解，而新疆换班，大营转饷，亦尚有成例可援，退步可守。’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畏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纯皇帝之用兵金川、缅甸，讷亲偾事，则杀讷亲；额尔登额偾事，则杀额尔登额；将军、提、镇之类，伏失律之诛者，不知凡几。是以万里之外，得一廷寄，皆震惧失，则驭军之得也。今自乙卯以迄己未，首尾五年，偾事者屡矣。提、镇、副都统、偏裨之将，有一膺失律之诛者乎？而诸臣之不玩寇、不殃民得乎？夫以纯皇帝之圣武，又岂见不及此？盖以归政在即，留待皇上莅政之初，神武独断，一新天下之耳目耳。倘平尚无期日，而国帑日见销磨，万一支绌偶形，司农告匮。言念及此，可为寒心，此尤宜急加之意者也。何以言言路似通而未通也？九卿台谏之臣，类皆举细故，不切政要。否则发人之私，快己之恩怨。十件之中，幸有一二可行者，发议矣，而臣与建言诸臣，又各存意见，无不议驳，并无不通驳，则又岂国家询及刍荛、询及瞽史之初意乎？然或因其所言琐碎，或轻重失，或虚实不审，而一概留中，则又不可。其法莫如随阅随发，面谕廷臣，或特颁谕旨，皆随其事之可行不可行，明白晓示之。即或弹劾不避权贵，在诸臣一心为国，本不必避嫌怨。以近事论，钱沣、初彭龄皆常弹及大僚矣，未闻大僚敢与之为仇也。若其不知国，不识政要，冒昧立言，或攻发人之私，则亦不妨使众共知之，以著其非而惩其后。盖诸臣既敢挟私而不为国，更可无烦君上之回护矣。何以言吏治肃而未肃也？未吏治之肃，则督、抚、籓、臬其标准矣。十馀年来，督、抚、籓、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幸而皇上亲政以来，李奉翰已自毙，郑元鹴已被纠，富纲已遭忧，江兰已内改。此外，官大省、据方面者如故也，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年则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