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主要考虑的事和它们的主要目标，多少还是明确地摆了出来——虽然俄国人习惯于把着重点换来换去并不时地引进新的论点，这就使得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他们真正的目的和意图感到有点迷惑不解了。

从俄国人所使用的论据，如李维诺夫和后来的莫洛托夫在莫斯科，迈斯基在伦敦，苏里茨在巴黎，以及俄国的报刊，可以推断俄国人的立场就是关心自身的安全，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俄国人显然觉得，英国4月14日的建议是要他们承担新的义务，这可能是很艰巨的义务(正如俄国人所觉察到的，有关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他们无法避免地必须立即直接援助那些可能成为侵略的牺牲品的东欧国家)，而且承担这种义务还可能给他们招来德国的直接进攻。他们担心这种进攻可能通过波罗的海国家来进行；他们也还记得在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曾签字断送掉他的国家的自由，连一个抵抗的机会都没有给它。难道不会出现波兰或罗马尼亚，或两个国家同时，在德国的软硬兼施面前让了步，从而没有进行使英法的保证实现所必需的那种抵抗？如果发生那种情况，俄国人将不得不在自己的国境线上和德军作战；而他们现有的各项条约却只能给他们以一点点并不十分靠得住的法国的援助，那就是根据1935年5月2日的法俄互助公约(它并未附有军事协定)从法国得到的援助。由于这些原因，俄国人希望他们所参加的任何安全体系，在阻止侵略上能具有最大的效用，并且能给他们以最大的保证来实行自卫，如果德国的侵略不能被制止的话。特别是，他们认为，这个保证的体系不仅必须扩大到沿他们国境线的所有缓冲国家，而且必须赋予他们以干预这些国家的权利，即使他们的干预不仅不是应请求而做出的，而且肯定是不受欢迎的。他们还认为，在他们和两个西方国家之间应该有完全是相互的义务关系；他们可以期望得到的援助数量也应该尽可能早地在一项军事协定中予以明确规定。

从一开始法国政府就完全了解俄国人要求相互承担同等的义务。它在自己的4月14日建议中已考虑到这一点，并在紧接而来的谈判中一再敦促英国政府同意俄国人的这一要求。不管怎样，根据法国政府的官方声明，它主要关心的是，要尽早获得俄国援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它声称：它自己准备接受英国提出的任何能使俄国人满足的方案，同时也仍抱着想使自己的方案成为协议的基础的希望。5月初，博内怀着这种希望曾进行了一次不适当的干预；但在此之后，有好几个星期，法国人是满足于让英国人掌握谈判的，对英国的每一项建议都给予支持。

至于英国政府，它发觉，在4月中旬到5月底的这段时间内，它自己答应俄国人要求的步子走得比它开始时打算的还要远。英国政府原先的想法是把波兰当作一块基石，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一条“和平阵线”它给予波兰以保证，是希望从此制止德国侵略，如果德国决心要发动战争，则希望波兰的互惠保证将迫使德国在东西两线上作战。由于英国政府指望波兰扮演这个重要角色，它处处小心谨慎，唯恐动摇了波兰的信心。象俄国人一样，英国政府也清楚地认识到地理因素的重要。事实上，它知道，当波兰或罗马尼亚同德国作战时，要给予援助就只能由俄国或通过俄国来给予，因此，要紧的是使俄国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善意的中立，可能的话，应让它在和平阵线中积极合作。同时，英国政府在面子上又很难强迫俄国去援助那些不愿接受它援助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政府同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一样感到担心，即同苏联的密切联合可能会激怒德国而不是遏制住它；使英国政府感到更担心的是，同俄国订立条约不但会使英国国内发生意见分歧，而且会疏远其他友好国家。尤其重要的也许是，它怀疑倘若发生战争，它期望从苏联得到的物质援助是否能超过订立条约所蒙受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