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的人则在听了袁世凯的意见之后，面面相觑，不发一言。

“寿州相国”是指孙家鼐，他的信很短。警句是：“台谏为朝廷耳目，自非神憝，孰敢议裁？”

“再有件事，”那桐又说：“新官制的编纂，下有司员，又有提调，上面有三位总司定的王大臣，我辈居中，承上启下，如果每次都要集会再能定案，未免旷时废事，得要定个总其成的章程才好。”

“中堂说得是！”铁良自动撤回原议“值日的办法行不通。”

“哼！”袁世凯微微冷笑“反正恶人是定了，索个彻底，只怕都察院也要裁。”

“这话我就不懂了！如果不是这么实事求是来编纂官制，我们来什么？”

“不错！”载泽。

“编纂官制局”设在海淀的朗园。一次集会，由载泽主持，先议办事章程，提调已拟了个说帖。分立法、司法、行政三，先议中央，后议地方。载泽念完了这个说帖，环视问说：“诸公有意见，请提来！”

这四个人都是留日学生，学的是法科，论到宪政，当然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为持不移的宗旨。立法还谈不到，唯有暂设资政院，备皇帝顾问，作为国会的代替。行政、司法两者持依照宪政常规，厘订官制，不稍迁就。

“其次，”那桐又说：“上谕说的是‘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意思是应该早早见诸实行，始足以昭大信，如果迁延日久，与‘徒饰空文’没有什么两样。倘或草草议定，又不免犯了‘切从事’之戒。所以，我主张目前只议中央官制，因为地方官制由督抚到未的典史，官制复杂琐碎，只怕一年也议不完。如果只议中央官制，以两月为期，在皇太后万寿以前，定颁布，成为朝廷旷代的恩典，岂不甚好？”

这句话提醒了载泽本人。就在这天方有上谕：“御前大臣礼亲王世铎，于扈从，并不跟随，殊属非是！着开去御前大臣差使。镇国公载泽加恩着在御前大臣学习行走。”这是大用的征兆，载泽自然要结。再实情来说，世铎既因“扈从，并不跟随”而开缺，载泽便当格外警惕，扈从左右，片刻不离才是。

类此会议，照例以官位大小，定发言先后，世续对“立宪”不但不兴趣，亦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用鼻烟壶指一指那桐说：“琴轩，你说一儿什么吧？”

这几句话传了去，对袁世凯不满的舆情，如火上浇油，越发炽烈。而住在朗园中，对外面情形，多少有些隔，只是敢作敢为而已，在发知单召集下次的会议，注明议题是研究都察院当裁与否。

内阁之下为各院“四大金刚”递了一个说帖，认为“名为吏，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但司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驭之权。名实不副，难专责成。”主张裁撤归并。

赏的曹汝霖，都被派为“编纂员”

那知消息一传，言四起。那桐赶到朗园，神张皇地向袁世凯说：“，你住在园里不知，外面对你很不谅解呢！”

“值似乎不妥。”那桐慢条斯理地说：“这不比带领引见，可以由各堂官值日，反正只要礼节不错就行了。但编纂官制，是整的东西，前后衔接，错不得一。倘或一案来，一天值日的看不完，第二天值日换了个人，别生意见，第三天又有别样主张，这岂不是让下面的人为难？”

说帖由提调转到袁世凯那里，因为切中积弊，言之成理。

“可还有第三个办法？”载泽问。

一听这两句话，袁世凯如兜挨了一闷，神大变，不但开不得，都抬不起来了。

“我看，”徐世昌故意先推载泽“领袖群，自然是泽公！”

这个理很简单，不必等载泽自己开，便知他决无法来负专责。于是那桐在载泽辞谢以后说：“我看，在座的，都有本的公事分不开，只有是例外。”

这番说词，明目人都看得来，是在维护北洋大臣的权力，无奈说得振振有词，不易驳倒，何况又有慈禧太后万寿这帽扣在上面，更叫人动弹不得，唯有同意。

编纂员共十七个，皆是一时之选，而大分是调自外务与商的东西洋留学生，风最健的四个，号称“四大金刚”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还有个曹汝霖。

“寿州相国”是咸丰九年的状元，距离作为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结局的光绪

当然批示“照办”

一句话将那桐堵得好半晌开不得。

“我要言之在先，”世续忽然开：“我内务的公事实在忙不过来，诸公公推，请把我先剔除在外。”

“这，，”那桐神越显惶惑“你可得三思而行！你说吏、礼两名实不副，很有些正途的老辈在骂你，怎么还可以得罪言路。”

会议那天，载泽未到，托病的也很多。

就在这难堪的沉默中，陆庠掏一封信来，慢条斯理地说：“我刚接到寿州相国的一封信，念来请大家听听。”

先是司法独立，便有人大表反对，认为侵削了行政权，而行政采取责任内阁制，倒没有多少人反对。也不是没有人反对，总司定的孙家鼐和瞿鸿玑，早就与以载沣、载泽为首的亲贵，取得了协议，另有釜底薪之计，此时不必反对。

大家都不说话，便确定了“推定专人负责”的宗旨，接下来就要公推这个“专人”了。

那桐要说的话却不止“一儿”前一天在庆亲王府密议，已商定了策略，由他来对付载泽，所以此时从容不迫地说：“立宪是所谓‘三权分立’，不过，立法在目前还谈不到，所以我主张只分‘司法’、‘行政’两就可以了。”

“喔，”袁世凯是不在乎他人谅解不谅解的，很沉着地问：

“我是照宪政常规行事。三权分立，监察是议院之权，何须单独设立都察院。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得罪言路我不怕！”

“这无非两个办法。”铁良接说：“一个是推定专人，一个是值日。”

“你不记得戊戌那年，为了裁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等衙门，闹轩然大波？那些衙门的官儿，如今都认为你有意要敲掉他们的饭碗，群情愤慨，怕要事。”

“对！”世续对立宪不表兴趣，而对袁世凯却有好，所以附和着说：“本是奉旨召来京议官制的，正该专负其责。”

“是为什么？”

“泽公有御前的差使！”载振说了这么一句，语气中不赞成，但也并不表示反对，只象是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