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康熙，皇帝赶紧起身，翁同龢自然站起得更快“那时的上谕怎么说？”皇帝问。

“容臣检来呈阅。”

检来一本《十朝圣谕》，翻开康熙一朝，有关河工的谕旨，其中有一条是：“所立标竿多有在坟上者，若依所立标竿开河，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民坟冢。朕惟恐一夫不获其所，时存己饥己溺之心，何忍发此无数枯骨？”

“圣祖之为圣，仁皇帝之为仁，即此可知！”翁同龢忽然激动了“转眼就是归政大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诚恐有累圣德，更恐埋没皇太后多少年操持的苦心，实在不妥。”

“师傅，”皇帝立即接口“你何不也上一个折子？”

翁同龢这下才发觉“言多必失”惹出麻烦来了。可是此时此地，不容他退缩，只能答应：“是！臣想跟毓庆宫行走诸臣，联衔上奏。”

“好！你快办去吧。”

翁同龢下了书房，立刻草拟奏稿。以他的见识、文采，象这样的奏折，原可一挥而就，结果费了一个下午才能脱稿，因为顾虑太多，不能不仔细推敲。

当天便将毓庆宫行走的另外两位大臣请了来，一个是兵部侍郎，也是状元出身的孙家鼐；另外一个是吏部侍郎松溎，他是正蓝旗人，进士出身，但教皇帝读“清文”在毓庆宫的身分就差了，只是所谓“谙达”向来师傅们有什么公折，谙达是不列衔的，翁同龢为了壮声势，所以将他亦算上一个。

折柬相邀，专车奉迓，孙、松二人一到，翁同龢拿出折底来“请教”看上面写的是：

“查泰西之法，电线与铁路相为表里，电线既行，铁路势必可举办，然此法试行于边地，而不适行于腹地。边地有运兴之利，无扰民之害。腹地则坏田庐、平坟墓，民间哗然。未收其利，先见其害矣。

今闻由天津至通州拟开铁路一道。查天津距通州二百余里，其中庐舍相望，桑麻被野，水路则操舟者数万人，陆路则驱车者数百辈，以及村酤、旅店、负贩为活者更不知凡几？

铁路一开，本业损失，其不流而为盗者几希！

近来外间议论，无不以此事为可虑。臣等伏思皇太后、皇上勤恤民隐，无微不至。偶遇四方水旱，发帑赈济，唯恐一夫之失所，岂有咫尺畿疆，而肯使小民穷而无告乎？况明春恭逢归政盛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似非所以光昭圣治，慰安元元也。

夫稽疑以卜，众论为先，为政以顺民心为要。津通铁路，宜暂缓办，俟边远通行，民间习见，然后斟酌形势，徐议及此，庶事有序，而患不生。”

松溎先看，看完递给孙家鼐，等他亦看完了，方始征询意见：“如何？”

“比上斋诸公的公折，缓和得多了。”

“不但语气缓和，持论亦平正通达。我谨附骥尾。”

松溎说完，提笔在后面署了名，孙家鼐亦然如此。这在翁同龢自是一大安慰，也有些得意，觉得推敲的苦心，毕竟没有白费。

处理了自己的事，要问问旁人的态度“上斋诸公的公折，怎么说法？”他问。

“上斋”就是上书房的简称。在上书房行走，亦称为“师傅”但因为教皇子而非皇帝，所以地位、恩遇，都不及皇帝的“师傅”但上书房的人多，加以是协办大学士恩承与吏部尚书徐桐任“总师傅”在这两位卫道之士支持之下，上书房的公折，措词就严峻得多了，语气中明攻李鸿章，暗责醇王。恩承和徐桐虽以地位与翰林悬殊，不便列名上折，却以私人身分写了信给醇王。当然，词气恭顺而论事激切，使得醇王大为不悦。

翁同龢是醇王很看重的人，平时礼遇甚周，就仿佛汉人书香世家敬重西席那样。因此，对于醇王在病中遭遇这种为清议所不容的拂逆之事，他自然觉得难过，同时也有许多感慨和惋惜。

“醇邸完全是替人受过。”翁同龢还有许多话，到喉又止，只付之喟然长叹。